文/李崇寒
1961年8月12日，88岁的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嘱咐，“棺木一定要运回集美”，并将国内银行的存款300多万元，全数捐于国家。3天后，中央政府为这位“华侨的领袖人物”“爱国爱乡、热心公益教育事业的爱国老人”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极尽哀荣。周恩来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往吊唁者不乏党政军高级领导朱德、周恩来、陈毅、陈伯达、廖承志、董必武等人。一片哀乐声中，周恩来、朱德领先执绋，护送灵柩上灵车，由专列开往厦门。专列停留之处，各地党政部门和侨联负责人，均前往车站迎灵、送灵。
20日下午，灵柩抵达集美，安葬在陈嘉庚生前设计的鳌园。据陈忠信（陈嘉庚侄孙）回忆，那天集美学村里的数千名师生，社会各个单位、团体的人士都来为陈嘉庚送行，陈嘉庚的儿子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32个人扛着灵柩，后面的送行队伍，望不到尽头。
不止在国内，追悼活动甚至蔓延到海外华侨汇聚的各大都市，东南亚各地华侨自动分设灵堂祭奠，“这种因一人去世而不能抑止的悼念热忱，在东南亚华人历史上，尚属首见”。在新加坡举办的万人追悼会上，挽联“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概括了陈嘉庚的一生。
1890年秋，17岁的陈嘉庚应父亲陈杞柏之命前往新加坡，在顺安米店学商。他花了50多年的时间，以一个初出茅庐的集美移民身份，在新加坡“寻觅、奋斗并最终获致了社会及政治领导大权”。他是东南亚的知名华商，销售网点遍布东南亚各大城市以及香港、上海、厦门、广州等地，亦是享誉亚洲的华侨领袖：创办厦门大学，领导东南亚华侨，为国民党（同盟会）抗清，北伐、抗日提供资金，支持毛泽东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资在多山的福建兴建鹰厦铁路（中国第一条由民间人士出资兴建的铁路）。
他曾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谈笑风生；又自称“政治门外汉”，与政治刻意保持距离，“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是陈嘉庚为人及衡量世人的准则，而他的本色，始终是实业。
为父还债
说陈嘉庚“毁家兴学”也好，“倾资兴学”也罢，首先必须有钱与实业，企业家陈嘉庚才有可能成为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改革者乃至华侨领袖。陈嘉庚本人亦承认，“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继而后得领导南侨襄助抗战工作也。”1904年，陈嘉庚自立门户，开始走上创业道路。此前，他已在父亲的顺安米店服务十余年，熟稔理财与经商之道，成功立足新马商界，拥有自己的商业网络和朋友圈。
1895年，在陈嘉庚的经营下，陈杞柏在新加坡的业务扩大，涉足菠萝种植、罐头、房地产、白灰等领域，陈氏资产增值3倍。1900年，陈嘉庚返乡葬母之际，陈杞柏实业达至顶峰，资产合计40余万元（除注明外，下文所述货币均为叻币，即新加坡币），待陈嘉庚3年后由集美返回新加坡，迎接他的却是20多万元的负债，好端端的一个中兴之家被陈杞柏侧室苏氏及养子搞得面目全非。
为处理父亲的财政危机，陈嘉庚先将3年来账目来往各项查核清楚，然后采取开源节流的方法，割肉补疮，总算为顺安米店挽回点名誉。岂料冬至以后，米业减作，顺安米店实在无法维持下去，终于1904年春宣告倒闭，31岁的陈嘉庚为了代父还债，不得不从头起步，重振家业。
陈嘉庚起家，先从菠萝罐头入手，当时马来亚各区盛产菠萝，由菠萝加工制成的罐头，远销欧美各国，仅新加坡一地外销数量即年达200万箱。1903年陈嘉庚将负债的菠萝罐头厂顶让于潮商，自己投资5000元，与潮商合股发展日新公司，不到半年时间，获利18000余元。一年后，在距新加坡10英里外的汫水港山地，即今天的义顺区，陈嘉庚投资7000多元，自建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厂房用木料茅草搭成，机器买旧的，2个月便建成投产，刚好赶上当年菠萝旺产季节，短短3个月间，“新利川”和“日新”获利近4万元，这对身负债务、独闯商海的陈嘉庚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而他于创业初期展现出的敏锐眼光及勇于改革的魄力也为他在新加坡的菠萝罐头制造业中站稳了脚跟。
当时新加坡的菠萝罐头厂商有10余家，陈嘉庚发现，欧美、加拿大各洋行到新加坡订购菠萝罐头分两类：普通庄和杂庄，普通庄有五六十种，包含把菠萝切割成方形（方庄）、圆形（圆庄）或菱形的小块（旗庄）等，占收购总量80%。所以各厂家都争做普通庄的大路货，对制作难、费时多、销路少的杂庄罐头不屑一顾。陈嘉庚反其道行之，揽下所有杂庄订货，虽费工，但收购价格高，两者相抵，利润稍高一些，加上独家生产销售，销量非但不少，反而比别的厂多，“人弃我为”，获利颇丰。
由于菠萝价格随行市变，上市量时多时少，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些弊端，陈嘉庚以2500元在“新利川＂附近置地500英亩，名“福山园”，种植菠萝。他见冰糖有利可图，便利用罐头厂兼煮冰糖，别厂熬糖用大锌锅，以木柴为燃料，他则用内铜外铁的蒸气炉煮，燃料用木屑，每日煮糖成本降低数十元。
虽不是白手起家，但因祖业中落，想重整旗鼓，陈嘉庚不免“在工商业界努力奋斗数十年，吃尽苦头，历尽风波”。1907年底，陈嘉庚终于将父亲所欠债务全部还清，一方面尽孝道，另一方面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商业同行所崇敬（依当年英殖民地的法律，父亲欠下的债务，子女是不需要代还的）。至1911年，陈嘉庚坐拥2处橡胶园、4个菠萝罐头厂、1家米厂、1间米店，存款四五十万元，小有所成。
称雄南洋
陈嘉庚家乡集美位于同安县最南端，凸伸向海，与厦门岛仅隔10余里，因地方偏僻，土壤贫瘠，人们多倚海为生。几百年来同安人打鱼、航海，与天斗，与浪搏，助长了同安人独立、冒险、奋发、顽固、正义与矛盾等品性的形成。“为了生计，他们被迫要竭力训驭变幻莫测的气候，遂使他们变成了一种顽强的民族。与外商往来之传统亦练就了一身经商本事，掌握了精打细算及铁面无情的买卖手腕”。这种果敢和勇于冒险的“同安精神”在创业者陈嘉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陈嘉庚的有限公司1934年收盘之前，他曾做过两个极为冒险但又无比重要的决策，第一个堪称“冒险”的经济决策，发生在1906年。20世纪初，南洋橡胶业正处萌芽阶段，橡胶树所出生胶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方面用途极大，前途一片光明。该年，陈嘉庚听闻马六甲陈齐贤向英人出售2000英亩橡胶园，得款200万元，获利达25倍，随即向陈齐贤购18万粒橡胶种子（每粒1分，共投资1800元），将其种在“福山园”内。当时的陈嘉庚还不知道，就是这些安家落户的橡胶种，奠定了他日后大规模经营的基础。
1909年，陈嘉庚先将“福山园”胶园扩展至1000英亩，又于1910年夏，趁胶价上升之际，“卖小买大”，以32万元的价格出售“福山园”，获利何止百倍！与此同时，他又在柔佛笨珍港和老谢港买地种植橡胶2000余英亩，之后不断借橡胶市价下滑之际，扩大橡胶园面积，收购橡胶厂，生产胶鞋、轮胎等产品，发展橡胶事业。正是他在商业上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识和超前眼光，使其成为名声响亮的橡胶大王。1925年，橡胶价格从年初每担30多元暴涨到年底200元，陈嘉庚事业进入鼎盛时期，15000多英亩橡胶园，30多家工厂，100多处分店均在他名下。他雇用职工数万人，资产总值1200万元左右，经济实力称雄整个东南亚。
陈嘉庚做出第二个重要且颇富风险的经济决策——兼营航运发生在1916年。时值一战爆发，英殖民政府严禁船运，陈嘉庚菠萝罐头与熟米的出口贸易深受影响。为解船运恐慌，迅速打开运输困难局面，陈嘉庚果断于1915年租赁4艘轮船，干起航运来。租船目的有二：“第一，从安南与暹罗运粟来新，在新制成熟米后再运往印度。第二，因为英殖民政府承运枋木片往波斯湾，政府给陈嘉庚船只运载木枋专利，不免提高陈嘉庚打进航业的信心。”仅一年时间，租船得利20余万元，陈嘉庚继而决定自购商船来发展航业。1914——1918年间，陈嘉庚所营各业获利450万元，轮船收入占同期总收入的35%。期间，陈嘉庚购买的“东丰”和“谦泰”两艘轮船不幸被击沉，陈嘉庚又用轮船所得保险赔款120万元发展橡胶业，为其“橡胶王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战结束后，因人手不足，陈嘉庚果断结束曾获大利的航运业，集中发展橡胶种植、胶片制造与贸易、胶品制造业并建立陈嘉庚公司，让其弟陈敬贤参与股份。1919年，陈嘉庚回乡3年，将新加坡所办企业交由陈敬贤打理，此时在他心中，已萌生出“在家乡作退隐计，为国作育英才”的想法。
倾资兴学
事实上早在陈嘉庚1893年回家完婚之际，即已出资2000元在集美创办惕斋学塾。他将自己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的热心归因为“出乎生性之自然”，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
1907年４月，为了“教育侨民子弟，使之勿忘祖国”，新加坡110位闽帮商人发起成立道南学堂，陈嘉庚的谦益号慨捐1000元，不到半年，道南学堂便已筹得59000元，聘得教师4位，近100名学生于11月8日正式开课。陈嘉庚获选为道南学堂正总理后，对道南学堂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在传统儒家教材的基础上，增设西方教育的学科，并引入“课外活动”课如体操课、音乐课和绘画课等。
既然华侨教育事业能在南洋各地有效开展，为何不趁民国政府成立，百废待兴之际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回国创办学校呢？考虑再三，陈嘉庚决心以家乡集美作为其“教育救国“的起点。1912年秋，陈嘉庚第四次回乡，途中，他在轮船上同林文庆畅谈教育，林文庆后来概括他的谈话内容：“慨民智未启，则共和之基础终无由巩固”。又回忆说：“他（陈嘉庚）因为自认为是一个素来信仰革命的人，所以他觉得他的责任是应该帮助这新生的民国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在他看来，使他的祖国达到民主政治之唯一的道路，就是提高一般人民教育的程度，使他们在无知的深渊中得见光明。唯一的希望就在给他们知识之光，使他们可以认清一切。因为无教育，他们就一定满足现状，纵使那现状是腐败与有害的。”
在集美，陈嘉庚“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触目心惊，弗能自已！同安县虽办起县立小学，集美却仍是旧式私塾，塾师学识平庸，女孩不得入学，学生上学不过是混日子而已。他为福建教育现状深深担忧，“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他奔走各房，劝告停私塾，全乡一致合作创办集美小学，出资2000元，建筑校舍和操场。在陈嘉庚和乡人努力下，集美小学终于建成，共有学生135名。
此后数十年，陈嘉庚的办学热忱可用“痴狂”来形容，他相继在集美创办男小、女小、男子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女中、幼稚师范、国学专门学校，附设发电厂、大会堂、医院、图书馆、科学馆、大会堂、游泳池等现代化设备，使集美成为系统完整的学村，学生人数最多时达11000余人。集美学村规模之大，设备之齐全在全国找不到第二处。
陈嘉庚“倾资兴学”的高峰发生在1921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给陈嘉庚办学活动以巨大推动力。他痛感千万余人的福建省，连一所以公立、私立大学都没有，不但专门人才稀少，中等教师也无可深造之处，决意筹办厦门大学。募款会上，陈嘉庚当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经营费300万元分12年支付。他理想中的厦门大学，校舍面积应有两千多亩，学生人数三四万人，除文法理工教育等学院外还准备增设医、农两学院，然而一个人力量终究有限，他想待厦大初具规模时再向富有侨商募捐，不料屡屡碰壁。
1926年春，胶价突跌，紧随其后的日本在东南亚倾销胶制品及1929年经济危机，给予陈嘉庚实业严重打击。为了支付集美和厦大所需经费，他以房产抵押给银行借款，“出卖大厦，接济厦大”。很多人劝他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陈嘉庚担心“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听课关门，则恢复难望”，仍勉力经营，甚至明确表态，“宁可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两校虽能维持现状，但设备、人才跟不上，“干思万想，别无他法”，陈嘉庚只好于1937年春将苦心经营16年之久的厦门大学无条件移交国民政府接办，改为“国立”，使自己得以“专力维持集美”。
后来每每回忆当年此举，痛苦的嘉庚只好以“善始者不必善终”聊以自慰。1937年，厦门大学发展到三院（文、理、法商）九系，累计毕业学生1000人以上，是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期间，林语堂、鲁迅、顾颉刚、张星烺、罗常培等均来此教学，一时群贤毕至、名流云集，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
支持抗战
尽管陈嘉庚自称“不懂政治”，中国近代史上几大重要政治变革——清朝覆亡、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他都参与其中，并“为中国的各个政治变革，做出了贡献”。“从1910年的剪辫参加革命党、1936年的购机寿蒋、1937年的‘南侨爱国无党派’为中国存亡而奋斗，到战后的亲共、袒共以至参加中共之行列，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毫不夸张地说，“陈嘉庚本人的政治史，便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1909年，经友人介绍，陈嘉庚认识孙中山，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员在晚晴园的秘密聚会，这是陈嘉庚倾心革命的开始。隔年春，正式加入同盟会。他曾两次资助孙中山，第一次是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从欧洲取道新加坡准备回国时，陈嘉庚资助其1万元作路费；第二次是“孙中山从上海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再次电求支援”，陈嘉庚许筹5万元“壮其行色”。
其时陈嘉庚事业正处上升期，也算是个“百万富翁”。当他得知福建光复，立马联络其他闽侨，筹备发动捐款，支援福建，稳定当地局势等事宜。1911年11月13日，千余闽侨聚集天福宫召开保安捐大会，37岁的陈嘉庚被推举为保安捐正总理，这是他第一次在闽帮重大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论资格、财力和声望，比陈嘉庚好的闽商多得是，选他担当一帮之主，有学者分析，这与其“首倡者”的身份息息相关。福建保安捐运动持续了10个月，先后汇回十余万元，给新政府有力的财政支持，大大稳定人心，为陈嘉庚增加了诸多经验。
陈嘉庚南洋华侨领袖地位的奠定是在其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期间。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联合新加坡华侨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筹资救济山东被害民众，并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如果说之前福建保安捐运动还停留在关注家乡局势层面上的话，到山东筹赈会运动时，陈嘉庚已“以国家命运和民族振兴为其奋斗目标”，华侨社会各阶层都被动员起来了。
乃至七七事变后，新加坡成立的“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受国民政府命令，统合南洋45个爱国团体，组成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皆以陈嘉庚为领导。南侨总会除了以巨额捐款、购买救国公债方式支持国内抗日外，还选送了3200名华侨机工回国，在滇缅公路及西南各省协助运输抗战物资，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
据陈嘉庚粗略估计，抗战前五年，“华侨汇款和义捐总数共有国币50余亿元”，比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报告的1939年全部军费支出18余亿元多出3倍，足见华侨对中国抗战支援力度之大。以至于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洋华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回国时，受到了国共双方的盛情接待。
抗战期间，陈嘉庚何以能在英殖民当局眼皮底下领导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学者杨进发认为，关键在其无党派身份，陈嘉庚常说，“我不能领导人，亦不能受人领导，盖乏同志而孤立故也”，故在辛亥革命后，便决定不参加任何党派。在英殖民地政府看来，“政党组织的存在，可能导致‘颠覆’思想的传播以及社会治安的破坏”。而陈嘉庚领导的社会运动，都是相当和平而有秩序的，盖因他每每大声疾呼，“千万别以暴力进行救亡运动，以免触犯当地法律与治安”，故给当局留下了“社会秩序维持者”的良好印象。而陈嘉庚本人对新加坡本地经济、教育的投入也让英人认为他是一位有效能的“合作者”。
落叶归根
晚年陈嘉庚离开侨居地，回到中国“落叶归根”，建设新中国，被毛泽东盛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黄炎培曾这样说过，“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的确如此，据统计，陈嘉庚一生献给文化教育事业的钱，如果按当时黄金价格计算的话，约合人民币1.5亿元。而他本人却十分节俭，陈嘉庚规定每日伙食费不得超过5角，儿子和孙子们也不例外。他每餐食不过饱，爱吃番薯粥、高粱米粥、海蚝和箭头鱼等集美特产。据陈嘉庚儿子陈国庆回忆，在新加坡期间，父亲平日身上现款不超过5元，他从不在外头乱花费一分钱，即便是工作场所附近的菜馆、咖啡店也未光顾过。“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戏院看的，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他一生只带妻儿到新世界看过一次拳击比赛。”
归国后，中央每个月发给他300元人民币，除15块用于伙食费外，剩下都被陈嘉庚存入集美学校校委会会计处公用。招待客人时，也无外乎油炸蚝、蚝煮面线、炒米粉、薄饼、煮芋头之类，再加一道汤，不过四五样菜。有一回，陈毅来看他，炊事员买了1斤糖果回来，事后被陈嘉庚批评，“首长至多尝一两粒糖，买两角钱满够了”，足应了其“该花的千百万都不要吝惜，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的理念。陈嘉庚素来不喜沽名钓誉，别人颂扬。有一次，陈嘉庚去长汀参观内迁的厦门大学，对各系办公室以“嘉庚堂”命名很不满意，责备学校当局不应该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一直到临死之前，他还挂念着国家前途。不忘嘱咐，“我国海岸线长，海洋事业一定要大发展，航海学校一定要办下去！
追溯过往历史，中国移民到东南亚发展的成功事迹比比皆是，陈嘉庚的独特性则在于“他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活动集合于一身的领袖人物，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东南亚各地华侨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团体之内的领袖人物，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东南亚华侨利益与祖国命运密切联结在一起的领袖人物。”正因为此，他留下的宝贵财富——以爱国、诚毅、奉献、勤俭为核心的嘉庚精神，时至今日仍被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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