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51信用卡正处在风口浪尖。
10月21日，杭州警方通报，对51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涉嫌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开展调查。10月22日，51信用卡方面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经终止所有催收外包，未来催收工作将严格合规进行。
祸起催收，回应称已终止所有催收外包
10月21日晚间，杭州市公安局通报称：今年9月以来，杭州警方接上级部门线索传递，结合日常工作发现，“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异常投诉信息。经初步调查发现，“51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国家机关，采取恐吓、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等犯罪。
10月22日6时，51信用卡CEO孙海涛在发布的博文中说，“这个风波是因为我们管理上的不完善，尤其是对合作公司的培训和监督不够，导致在对借款人联络沟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给个别借款人造成了伤害，为此我们非常抱歉。”
孙海涛说，目前51的核心管理层全部在岗在位，旗下51信用卡管家、51人品等核心业务均运转正常。在后续的经营活动中，将自觉并认真接受政府的指导，严格遵循上市公司运作规程，进一步落实各项风控措施，杜绝一切不规范的第三方合作，并确保与各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良性沟通与协作。
对于催收外包的处理情况，51信用卡方面22日下午向记者透露，“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经终止所有催收外包，未来催收工作将严格合规进行。”
51信用卡方面也表示，公司将严格合规运营，对所有投资人、借款人，均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反对任何借款人的恶意逃废债。
股价过山车，停牌前大跌超30%
关于51信用卡配合警方调查的事件发酵。公司股价也随之坐上了过山车。
10月21日上午，有自媒体报道，港股上市公司51信用卡疑遭警方调查，其杭州总部办公区楼下停了多辆警车，甚至还有消息称，51信用卡CEO孙海涛前一日已被带走协助调查。消息传出后，51信用卡股价盘中突然暴跌，跌幅一度扩大至40%。
51信用卡于10月21日下午1点50分短暂停牌，停牌前，51信用卡股价大跌34.69%，市值蒸发超10亿港元。10月22日下午1点恢复交易，开盘股价大涨近20%。截至收盘，51信用卡股价上涨12.99%。
10月21日晚间7时许，新京报记者赶到51信用卡位于杭州西溪谷的总部办公区附近，当时已经看不到警车的踪影。两位51信用卡工作人员透露，“今天还在上班，没有收到公司通知。”
51信用卡官网显示，公司CEO孙海涛扎根互联网创业十多年，先后创办了“E都市”、“房途网”。2012年，创立了一键智能管理信用卡账单的APP“51信用卡管家”，管理超过1亿张信用卡。目前，公司业务涵盖个人信用管理服务、信用卡科技服务、在线借贷撮合及投资服务等板块，旗下拥有“51信用卡管家”、“51人品”、“51人品贷”等APP，覆盖超1亿用户。
参股了51信用卡的新湖中宝发布公告称，公司对51信用卡分次累计投资2亿美元，占其总股本的21.83%，是其第二大股东。公司未向51信用卡派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其经营管理，也无任何业务和资金往来。
违规收集信息曾被工信部点名
51信用卡以信用卡工具起家，希望构建以信贷撮合为核心业务的“生态”。不过，在此过程中，违规收集信息、暴力催收等负面消息也频频被爆出。
按照此前招股书披露的数据，2015年、2016年、2017年，51信用卡的经调整净利润分别约为-1.01亿元、0.53亿元、7.44亿元，已经连续两年实现盈利。
通过51人品贷为平台吸引流量，为51人品贷、信用卡发卡、信贷推荐等进行导流，进行信用卡及贷款推介、信用卡代偿、理财等收费业务引流以赚取服务费，同时收购资讯平台，拓展边界。直到今年上半年，信贷业务依旧占据其收入的半壁江山。2019年上半年，51信用卡实现营收14亿元，同比增长9.8%，业务收益主要来自信贷撮合及服务费(57.4%)、介绍服务费(14.1%)、信用卡科技服务费(7.9%)、其他收益(20.6%)四个方面。
此前，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51信用卡的发展模式存在隐患，主要的风险点之一就是涉嫌违规收集用户信息。
51信用卡主要贷款产品为51人品贷。“51人品贷”运营主体杭州尚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今年7月曾因“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被工信部点名批评。
- 分析
“催收乱象” 协会、律师如何看
一场催收风波，折射出放贷机构的催收乱象。催收乱象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为何？催收的法律、行业底线到底在何处？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尽量减少人为的催收因素介入”
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羽给新京报记者表示，“暴力催收的本质，应该是现有的信用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导致的。并且早期的民间借贷的催收方式普遍以施压的方式进行，因为部分无法按时还款的借款人是根本没有还款意愿的，所以通过各种手段的施压来迫使还款人增加还款意愿。”
对于催收行业是否能够走出这个暴力痼疾的问题，张羽认为，催收行业存在的所谓暴力问题，一部分是主观形成，一部分是由于催收人员的情绪控制不当导致的。想要让催收行业变成完全合法合规的方式，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尽量地减少人为的催收因素介入。目前来看，大部分的催收行业的做法实际已经仅仅是提醒了，如果能够把这种提醒式催收再通过技术手段规范一下，基本上是可以完全避免暴力催收。
“正是由于个人可以隐匿财产，才使催收问题长期存在”，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方颂认为，对于债务人特别是老赖，法律不够完善，执行难，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此外，普惠金融这几年的兴起，客观上助推了催收行业的乱象。“比较直接点来说，普惠金融主要服务的是次级的客户，即原本无法被银行服务所覆盖的借款人群。他们的借款金额通常比较小额。但是，我们的司法流程相对比较漫长、滞后，直到现在只有三个城市有互联网法院，其他城市连网络仲裁都没有。一旦出现还款的问题，适合小额的各类软暴力或硬暴力催收现象就出现了。”方颂给出自己的观点。
“暴力催收”打击必须高强度，“合法催收”界定关键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彭凯介绍，催收行业在国内由来已久，伴随着金融贷款、民间借贷活动的活跃而兴起，一度呼吁行业“阳光化”但未见效果。早在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下发过一个《关于禁止开办“讨债公司”的通知》；2000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下发过《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
彭凯表示，刑法中本身不存在“暴力催收”这一罪名，催收入刑往往也是因为“暴力”引发(包括软暴力)，所涉罪名有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也有因催收人员“转单平账”“买卖信息”引发的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罪名。行政层面，近些年看，关于催收的规范，零散地见于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文件，也见于一些自律组织的行业自律公约。而民事层面，则主要涉及“侵权责任”相关，名誉权、生命健康权、人格权等。
彭凯认为，“暴力催收”打击力度必须高强度，但“合法催收”的界定亦显关键。催收机构是服务于整个金融行业的，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既要“堵”，也要“疏”。而在催收之外，征信建设与失信纳入、法诉手段和措施的便利化提升，也是“疏导”的侧面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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