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权
傍晚时分，与女儿一起经过天目山路老杭大南大门，一时心血来潮：何不进去看看母校？
于是我们向校门口走去。原来“杭州大学”的校牌是舒同题写的，挂在大门两边的门柱上，如今已换成“浙江大学”四个鎏金毛体字，十分大气地端坐在学校大门口。
走进大门，两旁原有的宣传橱窗已不复存在，记得读书时这两排橱窗经常会展出一些书画大师的作品，我就是在这里初识黄宾虹、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等大家的；中心广场前那棵形似宝塔、正对大门的雪松，如今也不见了；所幸中心广场水杉成林，绿草如茵，鲜花吐艳，比当年更漂亮了，而图书馆以及广场东西两侧的教学楼却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建筑规制与外墙风貌，给老杭大人留下了些许美好的记忆。
我们规划了一下行走路线，先去东教学楼，然后往北，再往西，最终折回南门。我们读书时的东临（教学楼）并不是现在所标示的东教学楼，它坐落在校园的东南角，系中文系新教室，是我们四年大学上课的地方。
我们沿人行道往东走去，路旁停满了小车，却几乎见不到行人，显得有些冷清。时在六月，又在傍晚，记得当年这个时段是校园最热闹的时间节点：同学们或在球场打球，或在草坪读、背英语，或背着书包行色匆匆赶往教室，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在校园里行走或散步的头发斑白的教授们，那是校园里一道绝美的风景线。
行不多远，来到月轮路（我们读书时校园道路没有命名，现在的月轮路、阳明路、慎思路都是后来命名的），前面被一道铁栏杆挡住了去路。栏杆里面高楼林立，楼牌显示为“启真名苑”，这应是后来新建的教师公寓。估计原来的东教学楼已被拆建，我们沿月轮路往北行去。月轮路以东这片区域，当年从南往北依次是教工宿舍、女生宿舍、开水房、学生食堂、教工食堂，而我们的教室则在这些建筑的东南角。每到傍晚时分，去食堂吃饭的，往开水房打开水的，到教室晚自修的，这里成了校园人流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在这路段，我去教室晚自修时，不时会碰到一位衣着朴素、年过六旬的老师。他经常手提一只竹壳热水瓶，十分讲究地行走在道路右侧，见到我会儒雅地点头微笑，他就是一代礼学宗师、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研究员沈文倬老师。因为当时沈师母在上海工作，沈老师独自一人在杭大，就到教工食堂吃饭，去开水房打开水。沈老师未曾给我们授课，结识他缘于我中学老师陈剩勇想考他的硕士研究生，要我代为登门请教问题，后来陈剩勇老师如愿以偿成为沈老师的高足，于是我对沈老师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沈老师满腹经纶，于经、史、子、集、训诂、古文字、古文献无所不通，尤精于礼学、经学。他皓首穷经，厚积薄发，刊发的学术论文数量虽不多，但每一篇论文都能解决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学术界掀起不少巨浪。夏鼐称他为“江南才子”，王元化称他在做“存亡继绝的工作”，顾颉刚称他是“今世治礼经者第一人”。据说他的一篇考释甲骨文的论文，是与大佬郭沫若商榷的，论文寄到编辑部，吓得编辑不敢录用，直接将文稿转呈郭沫若，不料郭沫若却予以好评，论文得以顺利发表，成为学界一段佳话。
月轮路以东区域变化很大，已难觅老杭大的遗迹，于是我们折向西行。月轮路以西这片区域，原来在人行道两侧有好几个篮球场，这个时段正是同学们龙腾虎跃、打球正酣的时刻，但现在大多已改为草坪，显得十分幽静。
不知不觉间已来到阳明路，这是当时校园里南北向最长的一条路，它南起校园最南端，北至学校教仪厂。在这条路上，散步的老师中最令人羡慕的是蒋礼鸿老师和他的夫人盛静霞老师。蒋老师鹤发童颜，身板挺拔，身穿蓝色中山装，胸佩“杭州大学”红色校徽，显得温文尔雅，盛静霞老师端庄优雅，温婉脱俗，俩人手挽着手，缓缓而行，举手投足，尽显风雅。蒋老师是我们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老师，他学富五车，著述宏富，29岁即出版专著《商君书锥指》，得到萧公权的赞许，一时名动学界。而使他在语言学界确立不可撼动地位的则是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此书1959年初次出版，到1981年已出四版，它改写了日本人炫耀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历史，不仅受到吕叔湘、洪诚、徐复等国内语言学大师的嘉评，而且也获得英国、苏联、日本等海外汉学家的推崇，日本东洋大学教授波多野太郎曾撰文称誉此书是研究敦煌学的“指路明灯”。
阳明路西侧的图书馆，是老杭大的标志性建筑，现在仍保持着原貌，门楣上方也仍然悬挂着沙孟海题写的“图书馆”匾额，只是两边的裙楼由原来的三层加高到了五层。图书馆未见有人进出，但在门前的广场上总算看到了十多位同学，他们或在花坛前用手机拍照，或在草地上漫步。遥想当年，傍晚时分，这里可是校园热闹的场所：图书馆一楼灯火通明，东西两个阅览室坐满了读书看报的同学；广场的草坪上，同学们或三五成群坐在一起交谈，或独自一人在学外语；老师们饭后也喜欢在这里散步，其中最夺人眼球的要数汪飞白老师夫妇。
汪老师身穿洗得发白的军装，肩上斜挎着一只军用水壶，双手拿着一份外文报纸，在前面顾自边走边看报，师母则紧随其后，边走边打毛衣，活脱一幅夫唱妇随的画面。汪老师是著名的翻译家，精通英、俄、德、法、意、西、拉丁语等十余种外国语，译著多达20余部。他是“湖畔诗人”汪静之之子，本是一名军人，后由某部政委转业到杭大中文系任教授，讲授外国文学。在部队时，他曾遭林彪集团迫害，被关进洞庭湖某小岛。上岛时他所带外文书籍全被没收，只准他带了一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在小岛上，他就用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教人学英语，不曾想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考英语时，他的这些“学生”轻松考试过关，纷纷写信向他报喜，他上课时讲起此事眉飞色舞，俨然视作自己的得意之作。汪老师的译著信雅达，语意隽永，上课时广征博引，深入浅出，深得学生喜爱。他在我们这一届开设了《外国诗歌》选修课，考试后大家的成绩都在80分以上，90多分的也有不少，教务处就找他提建议，说学生的考试成绩要呈两头尖中间大才比较科学，可否将部分成绩分布在60到79分之间？汪老师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学生都很优秀，水平明摆着，你们如何叫我往下打分？乐得我们差点高呼：老师万岁！
天色已逐渐暗下来，我们沿广场西侧的慎思路往南大门走去。路上，我给女儿讲述了当年老师散步的情景，女儿听后不禁啧啧，说：“原来杭大这么牛，在校园一不小心就能遇见一位大师！”
当年傍晚时在校园散步的老师有不少，足可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只可惜我认识的很少，但一不小心就能遇见一位大师，那真的是一点都不会夸张。当时杭州大学虽是一所省属重点大学，但综合实力、师资力量与全国重点大学相比也不遑多让。我们中文系除了上面写到的三位老师外，还有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徐步奎、郭在贻、吴熊和等，其他如历史系的毛昭晰、沈炼之，数学系的姚璧芸、林正炎，教育系的王承绪，心理学系的陈立等等，在业内都是数得上的人物，其中甚至还有宗师级的老师。1980年，杭大面向全国招收心理学和旅游经济两个专业的本科生，首开全国之先河；1981年，由姜亮夫和蒋礼鸿两位老师领衔举办的“全国敦煌学高级研修班”，对学员的其中一条要求是讲师以上职称；1982年，我国首次招收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全国仅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两所高校。据后来的资料显示：1995年，国家教育部有过一次全国综合型大学综合实力的排名数据，杭州大学位列中国人民大学之后，位居第13，前12所均为副部级985高校；1996年，杭州大学顺利通过“211工程”评审，进入全国重点大学行列；1998年，杭州大学已发展成为13个学院28个系，专任教师1300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38人、教授164人、副教授509人，全日制在校生8500人。1998年与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一起并入浙江大学。从此，浙江大学一跃成为全国综合型大学的航空母舰……
告别门卫，走出校门，回望校园，心中感慨不已。
作者简介：沈志权，教授，发表或出版小说、散文、文论、专著150余万字，现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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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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