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酒楼斗殴
1952年9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到中央指示，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将于10月8日到10日访问上海。中央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配合三周年国庆，做好多方面的工作，向外国来宾展示上海滩的新面貌、新风尚。次日上午，上海警方获得一条情报，北四川区有人准备于近日进行枪械斗……
这条情报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5年5月易名上海市公安局）下辖的北四川分局刑侦队最先获得的。消息刚汇报到分局领导那里，市局刑侦处通过他们掌握的渠道也获得了同样内容的情报。分局领导尚在安排如何对这一情报进行核实，市局副局长杨光池已经来电询问情况了，要求迅即立案侦查，限期十天内破案，确保蒙古总理访沪时的安全。
杨光池下达命令后，想想还不放心，随即指令市局刑侦处速派两名经验丰富的刑警前往北四川分局协助处置该案，并将侦查工作进展情况每天向市局刑侦处报告一次。
市局刑警贾顺山、罗宝鼎赶到北四川分局时，分局已经核实了这条情报，正抽调力量组建专案组。分局领导请贾、罗两人中的一位担任专案组长，那二位却说，市局派他们过来时并无这一说法，因此，他俩只是协助分局调查案件。分局领导也就不好勉强。当时分局刑侦队的警力比较紧张，但还是抽调了五名刑警参加该案侦查工作，由刑侦队副队长阮敏煌担任组长，不设副组长。
当天午前，专案组开会商讨案情。这条情报是北四川分局下辖的横浜桥派出所户籍警程庆生下里弄例行了解治安情况时，无意间听说的——
横浜桥派出所管段内有一个名叫金迎成的青年，9月12日刚刚从当时位于上海市西郊的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北新泾劳改农场（今北新泾监狱）刑满释放。金迎成其时不过二十三岁，但在解放前夕的上海滩黑道小有名气。此人祖籍浙江宁波，出身于上海滩一个资本家家庭，其父金必丰拥有两家工厂、三家商铺。金迎成是家里的独子，也是沪东地区纨绔子弟中的著名人物。不过，他的出名，和一般的纨绔子弟不同。
金迎成自小聪明，小学、初中时的成绩一向出类拔萃，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学霸一枚”，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霸，他曾霸到跳级，创造了在小学、初中各跳一级的记录。这等优秀学生，初中毕业时自然要被名校争抢，请他免试入学，直升高中。可是，金迎成却全部回掉，他说自己小学到初中就是免考直升的，所以非要经历一下中考不可。家里拗不过他，只好同意。哪知，这个决定竟然成为他的人生转折。
在复习迎考时，金迎成突然生了伤寒，偏偏又遇上庸医，病情未能及时控制，待到后来确诊时已是奄奄一息。幸亏半夜请得沪上名医张聋甏破例彻夜出诊，将其从阎王殿扯回人间。不过，经此一番折腾，已经误了中考，金迎成成了一名社会青年。
金必丰接受了张聋甏的建议，在儿子病愈后将其送到武馆去习武，以增强体质。金迎成的天资再次得到了发挥，他入门既快，悟性又好，难得的是还特别肯吃苦，一手形意拳练得有模有样。武界有言：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金迎成一年练下来，虽然没有打死人，可他跟人较量时已经是胜多败少。青年人本就争强好胜爱出风头，从此他竟然决定弃文习武，要在武林中扬名立万。之后，他不但学拳术，还习练多般兵器，不久又拜师学摔跤和西洋拳击，在不少比赛中拿了名次。
自然而然，他受到了社会上一些不良青少年的追捧，渐渐就形成了一股势力。当然，在上海滩的黑道眼里，他们还算不上一回事，人家是把他作为“小赤佬”一类来看待的。但是，金迎成一伙却很把自己当回事，初学一年，天下去得，他曾单枪匹马闯杜公馆，叩门求见青帮大亨杜月笙。虽然因杜正好外出未能如愿，但这份胆量还真不是寻常小混混儿所具备的。正是因为有这份胆量，所以1948年秋他才摊上了一场官司，在监狱一待四年。
金迎成摊上的官司跟此刻专案组正在讨论的那场斗殴有关——
小有名气之后，金迎成有了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年方十七岁的小美女，名叫盛静贞，也是北四川区的。其父是“跑街先生”（推销员）出身，抗战胜利后用挣得的佣金在北四川路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小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离金家不远，步行五六分钟即到，所以，金迎成经常招呼上两三个哥们儿去那里喝咖啡。盛静贞是初二学生，放学后经常去父亲的咖啡馆里相帮干些杂活儿，事情少的时候就在那里做功课。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盛静贞长相虽俏，智商却有限，被同学称为“绣花枕头一包草”，做功课时经常愁眉苦脸。而昔日学霸金迎成的那份基础还在，三言两语就帮她把难题给解决了，起到的作用胜过寻常家教。时间稍长，小美女就喜欢上了这个文武双全的帅哥，两人谈起了女朋友。
这样交往到1948年暑假，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那时并不提倡什么晚婚晚育，而是主张早生儿子早得福，十六七岁就做新郎新娘的根本不算新闻，所以，金迎成就想向家里提出请媒人去盛家说亲，先订婚再说。还没找到机会跟父亲商谈此事，金氏在宁波老家的祠堂翻修，作为金家这一支这一辈的唯一男丁，按规矩，金迎成必须回老家待上十来天，每日上香祭拜。
在乡下这些日子，金迎成倒也并不寂寞。当地一些国术爱好者闻知其功夫了得，纷纷赶来，有的为切磋，有的为求教。一晃半个月过去，金迎成突然接到姐姐金迎男发来的电报，告知一个消息：盛静贞跟别人来了！
金迎成闻讯吃了一惊，当下连夜乘船返沪。从一班来码头迎接他的哥们儿口中得知，盛静贞投入了一个比她大七八岁的男子的怀抱，有人亲眼看见她与那男子勾肘挽臂出入于电影院、溜冰场、饭店等场所。
这不是横刀夺爱吗？金迎成自是恼火。平心而论，金迎成对盛静贞的感情如若打分的话，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满分肯定是达不到的，充其量也要打八折。即使他跟盛静贞结婚了，日后也不一定就可以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面子丢不起！试想，像金迎成这样一个黑道后起之秀，“事业”正在上升阶段，冷不防让人这么算计一下，今后还怎么抬得起头！金迎成遂决定找情敌算账。
想到就做，当下，金迎成掏钱在其家附近的徽帮菜馆“横浜大富贵”摆了一桌酒席，请了七八个哥们儿。那几位自是坚决支持，加上灌了几杯酒，一个个都是豪情满胸怀、义气冲顶门，说金兄您打算什么时候下手，吭一声，咱弟兄到场给您助威，您只要歪歪嘴，咱们就灭了那小子！金迎成说这是兄弟自己的事，由兄弟我自个儿办，请你们来，是拜托你们给我打听清楚，对方姓什么叫什么、住什么地方。
两天后，那几位传来消息，对方是“大世界”的一个职员，姓朱，名豪天，据说是青帮中人，不过辈分不高，是万字辈，应该管杜先生（即杜月笙）叫师爷。金迎成说他夺了我的未婚妻，那是他个人的事儿，我找的也是他个人，跟他参加的帮会没有关系。我现在写一纸挑战书，不知哪位弟兄敢给我送到“大世界”去面交朱豪天？立刻有一个叫马啸峰的青年自告奋勇，说这事儿就交给兄弟去办吧，保证送到，并且还要讨着回音。
小马带着金迎成的挑战书来到“大世界”。朱豪天是那里的巡场员，看来确实已经把盛静贞俘获到手了，工作时间还带着那妞儿，一边转悠一边打情骂俏。小马的胆子确实不小，当下上前拦下对方，说您是朱先生吧？兄弟受金先生的委托给您送一封信来，请您过目，我立等回音。朱豪天一看是封挑战书，冷冷一笑，用钢笔在挑战书上写了一行字，让小马带回去。这行字是：“后天晚八点外白渡桥北堍礼查饭店门前，不见不散”。
隔天，金迎成欣然赴约，身后跟着他那伙弟兄。本来他是不想让这些哥们儿随其前往的，但小马分析了对方在挑战书上写的那行字，说人家没说单刀赴会，你还是多留个心眼吧，免得寡不敌众。出乎意料的是，到了外白渡桥，发现对方竟然真的只来了一人。朱豪天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足蹬擦得响亮的皮鞋，看见金迎成一伙过去，摘下礼帽向为首的金迎成点头致意。金迎成觉得自己过于小心了，后悔不该听小马之语，便挥手让小马等人离开，远远观望就是。
朱豪天朝金迎成笑笑：“你就是金迎成？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金迎成说：“你是什么人我不感兴趣，我只知道你夺走了我的未婚妻，所以，要找你算账！若论打斗，像你这样的三五个上来都不在话下，但那就显得我恃技欺人了。所以，怎么个决斗法儿，你可以提出来。挑战书里写明了让你挑选公证人，公证人来了吗？”
朱豪天说：“我还是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接下来输得也有个名目。”说着，亮出派司——绛红色漆皮封面上“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十个金字赫然入目。
金迎成暗吃一惊，没想到这主儿竟然是“军统”（当时“军统”已经改组为“保密局”，但民间还是习惯称其为“军统”）！随即回过神来，说你是“军统”也无所谓，这事跟“军统”没关系，是你我两人之间的事情！正说到这里，忽然从礼查饭店门厅里冲出三个同样是西装革履的家伙，直扑金迎成，嘴里一迭声大叫“不许动”。金迎成反应迅速，一拳一脚击倒两个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朱豪天和另一个特务已经拔枪在手，接着给他铐上了手铐。小马等弟兄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就这样，金迎成被捕了。后来知道，朱豪天的确是“保密局”特工，奉上司之命执行某项使命，因任务需要，说服盛静贞伪装其恋人。由于金英成的鲁莽，该使命泡汤了。当然，当时道上传说的内容都是“外白渡桥金少爷勇斗军统”之类的。金家有钱，金父也认识些官面上的人物，自是竭力营救。但金迎成坏了“保密局”的事儿，人家不肯放过他。不久，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即以“妨碍公务、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其四年徒刑。
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对国民党监狱的在押囚犯进行了甄别，金迎成罪名中的“妨碍公务”被删除，但“寻衅滋事”还保留着，这跟他和他那班哥们儿弟兄平时的所作所为有关，与其家庭出身也不无关系——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是革命对象，因此，金迎成仍须吃满四年官司。
1952年9月12日，金迎成刑满释放。当年那班弟兄自打他入狱后就已作鸟兽散，不过马啸峰等几个铁杆儿哥们儿还念着金迎成，每年都会去探监，过年还去给金迎成的父母拜年，平时金老板有什么事情请他们相帮的，也都尽心尽力。金迎成释放那天，他们放下各自手头的事儿，一起去迎接金迎成出狱。当晚，他们为金迎成接风。席间，金迎成问起盛静贞的情况，得知当年“保密局”那桩使命被他搅黄了之后，盛静贞倒真的跟朱豪天好上了，两人于1949年春节结婚。婚后不久，盛静贞跟着丈夫去了台湾。
如果只说到这里，也就没有之后的案件了。偏偏那班弟兄中有个叫施昀生的多了一句嘴，告诉金迎成说当初朱豪天搭上盛静贞，是老闸区一个名叫方登瀛的主儿牵的线。方跟朱豪天是邻居，朱豪天请方给他找一个小姑娘作为身份掩护，而方的女友恰好与盛静贞是同学，就给两人牵了线。
金迎成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未婚妻给夺走了，而且对方不守江湖规矩，说好是决斗的，却持枪抓人，判了他四年徒刑。对于金迎成来说，朱豪天就是自己的头号冤家。现在朱豪天逃台湾去了，那就只有拿这个姓方的家伙出气！
不过，金迎成先要弄清楚，当初方登瀛把盛静贞介绍给朱豪天时，是否知道盛是金迎成的未婚妻。施昀生说肯定知道的，方登瀛在道上的崛起就是通过这件事，金迎成入狱不到半年，方就成了老闸区黑道上的后起之秀，拉起了一个名号叫“老闸一只鼎”的帮伙。这个帮伙的成员经常吹嘘，他们的头儿方少爷敢捋虎须，连赫赫有名文武双全的金少爷都不放在眼里。
于是，金少爷决定会会这位方少爷。当然，如今解放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打一架。但他觉得自己的面子还是很重要的，也是要给外界一个信号——他并不害怕方登瀛，之所以不跟对方算这笔账，不是害怕，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要遵纪守法。
金迎成的姐夫李复生在上海解放前是地下团员，现在当了国家干部，在税务局工作。次日，和金迎成的姐姐一起请小舅子吃饭时问了问他今后的打算，金迎成说长远打算还没有，先把眼下的事儿了结了，遂说到准备和方登瀛会会的话头。姐姐姐夫一听连忙劝阻，李复生说你现在刚出狱，万一把事情闹大了再吃官司，那就是累犯，处罚肯定比上次还重，得不偿失啊。金迎成想想也是，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哪知，金迎成放弃了念头，方登瀛反倒来撩拨他了。金迎成吃过姐姐姐夫的接风酒刚回到家里，就收到了一封通过邮局寄来的信函，里面是一纸请帖，说是恭请金少爷次日晚上六点去“云楼馆”吃饭，务请赏脸莅临，下面的落款是方登瀛。这下，金迎成恼火了，寻思我不找你算账，你却来惹我。那好，老子就去会会你吧。
方登瀛此举是什么用意呢？说来简单，他听说金迎成出狱，想把金少爷收罗到自己的团伙里来。其时上海解放已经三年有余，治安情况大为改观，老一辈的帮会分子死的死、逃的逃、坐牢的坐牢，即使由于种种原因未曾受到人民政府惩处的，也都老老实实蜷缩着不敢吭声，更别说抛头露面活动了。但是，旧的团伙消亡了，新的团伙又像割过的韭菜那样露尖冒芽。方登瀛团伙就是这样，利用上海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大力打击帮派恶势力的机会发展起来，成为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流氓团伙。
不过，就个人素质而言，方登瀛跟金迎成根本没法儿比。金迎成不但是富二代，而且要文有文，是跳过两级的学霸；要武有武，搏击本领了得，徒手对付三五条大汉不在话下。方登瀛呢，虽说家境也不错，也是开厂开店的，但其他就拿不出什么了。那么，他凭什么能成为流氓团伙的头子呢？凭花钱。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家族中这一辈唯一的男丁，备受宠爱，手头儿阔绰。他拿着父亲和两个叔父（也是资本家）给的钱钞花天酒地，久而久之，身边就围了一帮弟兄。可是，他这支“团队”战斗力有限，一直想找个本领高强的角色入伙。但上海解放后，这种角色肯定是越来越难找了。听说金迎成出狱，便想借这个机会将其收罗帐下。
方登瀛的想法金迎成当然毫不知晓，他是把这次宴请作为鸿门宴来看待的，虽然没带小马等人，自己单枪匹马前往，为防万一，怀里还是揣了一把匕首。到了“云楼馆”，方登瀛在门口迎候，旁边站着七八个喽啰。上到二楼，还有七八个喽啰占着一副座头。要说方登瀛这家伙，还真不是办事妥帖的主儿，他只把自己的用意跟身边几个心腹弟兄说了说，没向其他喽啰透露。而其他喽啰对这次宴请的目的各有揣测，多数认为是头儿要羞辱金迎成。这样，他们就有心“打横炮”了。酒刚刚斟上，就有人出言讽刺。
金迎成本就以为宴无好宴，既然对方冷言冷语，那自己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干脆把酒杯一摔，转身就走。方登瀛没料到会是这种局面，一时反应不过来。还是旁边一个心腹一跃而起，挡住金迎成的去路。他的本意是想解释一下，但在金迎成看来，这就是对方要动手的信号。脱身要紧，他一拳就把对方打翻在地。这一来就乱了套，另一桌喽啰立刻随手抄起板凳之类的家什把金迎成围住。金迎成寻思打蛇打七寸，侧身一脚把方登瀛踢出老远。方登瀛小腹挨了一脚，痛得直冒冷汗，也顾不上什么“招贤纳士”了，嘶声喊道：“打！给我往死里打！”
原以为以两桌人对付金迎成，纵然他再了得，最后也是“乱棒打死老师傅”，金迎成双拳难敌四手，被打趴下是难免的。哪知，金迎成在店堂里闪转腾挪，固然挨了些拳脚板凳，但并未伤筋动骨，甚至连匕首也没有亮出来，竟然就被他逃走了。
警方的情报就是在这次冲突之后获得的。据线报称，方登瀛当时就扬言要用手枪对付金迎成。
二、跟踪查访
北四川分局在接到线报后通过另外途径对该情报进行了核实，得知确实有人曾看见过方登瀛持有一支勃朗宁手枪，而且配有不少子弹。
专案组讨论下来，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刻收缴方登瀛持有的手枪和子弹，消除潜在的危险，然后再顺藤摸瓜追查枪支来源，厘清案情后把一应涉案人员全部捉拿归案。于是，立刻开出了传票、搜查证各一，全组出动前往老闸区方家。
不料方登瀛不在家，搜查方宅，也没有发现枪支和子弹。匕首、短刀倒是有几把，都是开了刃的，寒光闪闪，颇为锋利。那时没有“管制刀具”之说，民间拥有十八般冷兵器都是不受禁止的，刑警对此并不在意，他们想知道的是，那支手枪是被方登瀛带在身上，还是藏在其他什么地方了。
眼下，还是应当先把方登瀛找到，带进局子讯问一应情况。那么，方登瀛去了哪里呢？据派出所方面介绍，方登瀛现年二十二岁，自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待业”。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找不到工作。方家是搞实业的，有厂有店，方登瀛如若想就业，那是很容易的。只不过他不务正业，只想终日跟一班狐朋狗党瞎混而已。这样的对象，很难寻找其活动踪迹，常常是早上出门后连自己也不知道今天会涉足哪些地方。刑警只好通过最初报告情况的那个“耳目”了解情况。
不巧的是，提供该情报的横浜桥派出所民警程庆生下午去浦东奉贤乡外调了，以那时的交通条件，这一去当天是回不来的，而且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奉贤乡的什么地方。即使知道，只怕也无法跟他取得联系，因为那时电话尚未普及，乡政府也不一定都安装了电话。“耳目”都是民警自己发展的，为确保“耳目”的安全，民警都是单独和“耳目”联系，即使是领导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因此，老程不在，也就没人找得到他的那个“耳目”。
好在还有分局核实这一情报的另一条途径。最初分局领导接到横浜桥派出所的报告后，想出了一个初步核实的法子，立刻指派刑警去看守所向在押人犯调查该情报的真实性。刑警赶到看守所后，跟所长老秦稍作商议，决定由老秦用马口铁土话筒向全所各监房喊话，让凡是跟“老闸一只鼎”的头目方登瀛有过接触的人犯主动向看守员报告，提供情况，争取立功。结果，共有八名人犯报告称跟方登瀛认识并有接触。刑警分头与他们进行谈话，关于手枪、子弹的情报就是其中一个名叫沈福照的流氓犯提供的。
沈福照和一般的流氓有些不同，出道五年来，一直独来独往，从来不肯依附于某个帮伙。这小子没有学过打斗本领，可是天生出手快，而且惯于让刀子代替嘴巴发言。与别人发生冲突时，常常是对方还来不及开口，他的刀子已经捅过去了。这主儿对匕首、短刀的感觉甚准，可能平时在家经常练习，出刀攻击的部位、力道拿捏得很准，通常都是让对方流点儿血，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当然，也有一刀毙命的。
五年前，他随在旧警察局当便衣的叔叔去抓一个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外地逃沪汉奸，对方见势不妙，拔出手枪。可是，子弹还没推上膛，一把刀子已经扎进了腹部，肝脏破裂，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救治了。手刃汉奸，当然不会受惩罚，警察局还请沈吃了顿饭，给了他十枚大洋作为奖金。从此，沈福照在黑白两道都有了点儿名气，一直安然混到上海解放。之后，沈福照谋了一份工作，不过，跟道上朋友依然有来往，有时也会给朋友帮些忙，这种帮忙自然有报酬，但也有风险，运气差时难免失风。
这次就是这样，沈福照受邀为两个团伙调解，可没人买他的账，两伙人火并，其中一伙顺带也对他动了手。这就有点儿不识时务了，沈福照当即拔了刀子，捅伤了对方两人。尽管平息了一场规模不算小的殴斗，但这不是正当防卫，也谈不上立功，结果折进了局子。承办员告诉他，这回要跟你新账老账一起算，饶不了你小子！沈福照吓了个激灵，就盘算着立功赎罪，听看守所长喊话让在押人犯提供方登瀛非法私藏枪支的情况，寻思这是一个立功的机会，就站出来了。
9月1日学校开学那天，沈福照的姐姐让他相帮把外甥送到学校去。因为是新入学，外甥脾气又大，少爷派头十足，姐姐担心他在学校惹麻烦，所以让弟弟留在学校照应。巧得很，他在校门口溜达时，正好方登瀛骑着一辆摩托车路过，见他站在那里抽烟，以为他要“办什么事儿”，便停车询问要不要帮忙。两人聊了几句，方登瀛说好久没见面了，晚上聚聚，沈福照欣然应约。
当晚，两人就在外滩的一家小西餐馆喝酒。方登瀛那天很兴奋，喝过了量，沈福照不得不叫了辆三轮车送他回家。到家后，方登瀛清醒了些，留他喝茶。那支手枪，就是喝茶时拿出来给他看的。那是一支新枪，连同五六十发子弹一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冠生园金属糖果盒里。沈福照以前曾玩过旧警察叔父的佩枪，当下把枪拿在手里摆弄了几下，连说“不错”。
现在，专案组一时找不到方登瀛，就想到了沈福照，寻思这主儿虽然是“独脚蟹”，但在黑道上名气不小，关系甚广，也许会有找到方登瀛的路数，就派了两名刑警去看守所找沈福照聊聊。这一聊，果然有收获。
沈福照说，手枪的事“三头”应该知道。9月1日晚上方登瀛跟他说起过，还准备弄几支枪，让“三头”也武装起来；稍停，又问他是不是也要一支，要的话，就把这支拿去。沈福照当即拒绝。上海解放后，他已经不以黑道为主业了，不想涉得太深，而这支枪一拿，他就是“老闸一只鼎”的人了，有违他的“独脚蟹”原则。此外还有技术上的原因。他用惯了刀子，换一种武器，还要重新熟悉，关键时刻说不定反倒误事甚至因此丢了性命。况且，他随身带刀子，给警察抄出来大不了没收，不算违法，也不会抓他；若是持枪落到警察手里，那就是犯法的事儿了，少说也得吃一纸拘票，那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那么，“三头”又是谁？跟方登瀛是什么关系？
沈福照告诉刑警，“三头”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分别是“小毛头”、“阿六头”和“斜扁头”，这三人是方登瀛最好的哥们儿，也是“老闸一只鼎”的主力战将。方登瀛每次组织斗殴，都由这三位打头阵。据说三人是研究过战阵的，站立位置、攻击时间、出手顺序、打击力度等都有讲究，所以虽然谈不上百战百胜，但胜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对本身不擅打斗的方少爷保护得很到位。刑警寻思，这次他们碰上专业打手金迎成，不但没占到便宜，还让人家跑了，难怪方登瀛恼怒得要动枪。
讯问过沈福照后，专案组决定先找到“三头”。这时已是傍晚时分，但案情紧急，领导等着侦破案件收缴枪支，也就没有下班之说了，全组出动，前往老闸分局了解“三头”的情况。像“老闸一只鼎”这些家伙，分局治安、刑侦部门自然都是知晓其骨干分子底细的，专案组很快就了解到了“三头”的情况——
“三头”之一“小毛头”，名叫鲁贾生，二十一岁，“小毛头”是乳名，也是沪语中对男性婴儿的统称。鲁贾生的父母没读过多少书，文化素质低，也懒得请人另起一个乳名，索性就把“小毛头”一路叫下来，一直叫到如今。鲁家世代木匠，以四处揽木工活儿为生，到“小毛头”的老爸这一代，手上积蓄了一些钱钞，开了一家棺材铺。虽然由“鲁木匠”改为“鲁老板”，但还是天天干木工活儿。鲁贾生小学毕业后，因为成绩差且对学习文化缺乏兴趣，干脆就辍学了，老爸让他跟着自己做木工。做棺材用的都是大料，需手工把粗大的木材锯成板料。“小毛头”几年大锯拉下来，力气自是不小。不久，他去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搬运货物的活儿，技术含量不高，讲的是力气，于他颇为合适。这家工厂就是方登瀛的老爸开的，他跟方少爷的关系也因此建立起来了。
“三头”之二“阿六头”，大名叫殷敬宗。其乳名“阿六头”也是沪语中独有的称谓，意思是排行第六的男丁。“阿六头”这年二十二岁，无正当职业，以打短工为生，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方登瀛。他从小跟着邻居大叔学得一身摔跤技艺，长大后渐渐在道上出了名，被方登瀛物色到身边，成为三个心腹之一。
“三头”之三“斜扁头”，大名李长发，二十二岁。“斜扁头”不是乳名，因为他的脑袋长得有点儿歪，后脑勺又有点儿扁，所以上小学时得了这么个绰号。“斜”字在沪语中有时又念作“掐”，这个绰号在沪语中的准确读音应是“掐扁头”。“掐扁头”不像“小毛头”、“阿六头”那样是劳动人民出身，他家里是开金工作坊的，兼做五金生意。他从小就跟着“外国铜匠”（钳工）出身的老爸学艺，十六岁上已是车钳刨焊样样拿得起。结识方登瀛后，他就开始跟方少爷混了。他老爸李老板最初是反对的，后来经方少爷介绍了几笔生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专案组决定传讯“三头”。这三位全部家住老闸区，一干刑警作了分工，各由一名户籍警带路，前往“三头”住处直接传唤，带往派出所分别讯问，综合情况如下——
先是问方登瀛，“三头”都说认识，是朋友。再问是否一起做过什么不法的事儿，都回答说没有做过，只不过一起出去逛荡，下个馆子、看场电影、溜溜冰什么的。问他们是否跟别人打过架，“三头”的回答就不一样了：“小毛头”说从来没有打过架；“阿六头”则说跟人发生矛盾争争吵吵总是有的，毕竟来来往往的都是年轻人，火气大，都不肯谦让，所以难免有些磕磕碰碰；“斜扁头”则承认打过不少架，但没有打死过人，最近刚在北四川区跟横浜桥的金少爷打了一架。
刑警就把话题集中到那一架上面，“斜扁头”是当事人，说得比那个耳目详细，不过，并无新的内容。刑警其实对那一架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那一架过后方登瀛所说的手枪。问“斜扁头”，对方眼里闪过一丝警觉的神色，毫不迟疑地摇头：“没有听说过！”
刑警没有追问下去，这是事先商量过的，他们估计“三头”肯定会否认，如果这三个家伙一进分局就把事情交代清楚，那还能算方少爷的“心腹”？那怎么处置他们呢？刑警对他们分别处理：“斜扁头”李长发因为“交代态度好”，当场放走；另外二位，那就得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这个决定，是刑警把李长发带到“小毛头”、“阿六头”面前，当着那二位的面宣布的。
其实，这是专案组为了弄清方登瀛的下落，专门设的套套。把“斜扁头”放走后，两个便衣刑警尾随跟踪，这一跟，竟然真的发现了方登瀛！
三、跟踪失利
像方登瀛这样一个有着比较广泛社会关系的家伙，要想找个地方躲藏起来，那是很容易的。用事后方登瀛自己的说法，他这并不是有意躲藏，因为他并不知道警方正在到处找自己，他只不过是想找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休息几天，一是养伤，二是考虑接下来怎样跟金迎成斗。这个“清静的地方”位于静安区万航渡路方登瀛的寄娘（干妈）王桂珍家。
旧时上海滩民间流行认寄爹寄娘，越有钱的人家认得越多，方少爷共有八个寄娘。有钱人交往有钱人，这八个寄娘都是跟方家一样的有钱阶层。静安区的这位寄娘住的是花园洋房，房多人少，方登瀛住在那里确实很清静。不过，这种清静没持续多久，“斜扁头”就把刑警引来了。
遗憾的是，专案组并未达到目的，煮熟的鸭子竟然又飞了——
专案组长阮敏煌一向谨慎，这回案情重大，更是不敢有丝毫疏忽。把“斜扁头”李长发放走后，刑警刘熊生、徐家贵随即暗中尾随，一直跟踪到静安区万航渡路方登瀛藏身的那处花园洋房，看着“斜扁头”叩开大门，跟看门老头儿说了两句什么，便被放行入内。事先，阮敏煌考虑到方登瀛有手枪，特地关照二刑警务必谨慎行事，发现其行踪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冒险出手捉拿，而是先打电话报告专案组。刘熊生、徐家贵确实是这样做的，两人立即分工，一人留在洋房附近监视，另一人去找电话向专案组报告。
刘熊生是留下监视的一个。当时有电话的地方很少，此刻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商店都已关门打烊，找电话是要花一些时间的，他已经做好了单独监视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准备。没想到的是，徐家贵刚离开不过五分钟，方登瀛就和“斜扁头”一起出来了，一副慌慌张张的样子。此刻，他肯定知道了公安局正在找他，而“小毛头”、“阿六头”还在局子里，不知他们是否会供出这个藏身地，因此方少爷要赶紧转移。这个情况事先也估料到了，按计划，刘熊生应该不动声色，继续跟踪。但专案组低估了方登瀛的能力。
王桂珍这套花园洋房所在的万航渡路是一条闹中取静的马路，平时白天也是行人稀少车辆罕见，一到夜晚那更是一片空旷。先前两个刑警跟踪时，因“斜扁头”是坐了三轮车的，他们也就叫了辆三轮车远远尾随。这个现象尚属正常，况且“斜扁头”根本就没有防范意识，没留心后面是否有人跟踪。而这会儿方登瀛、李长发是步行的，甫出大门立刻发现了佯装路人正在慢步行走的刘熊生。空旷的马路上就这么一个人，方登瀛立时起了疑心，寻思这人会不会是公安局的便衣？他扯了“斜扁头”一下，示意“小心”，然后朝着刘熊生面对面地走过去。
不能不承认，方登瀛这招儿确实厉害。现在，刘熊生面临着一个难题：跟还是不跟？继续跟踪的话，对方立刻会察觉；不跟了吧，目标恐怕就丢了。刘熊生不知如何应对时，对方又祭出了一招儿！
方登瀛行至刘熊生面前两米处，忽然一个急停驻步，指着刘熊生道：“哎！你是‘老派’嘛！”所谓“老派”，是当时沪上流氓使用的切口之一，意思就是“派出所民警”。其实，方登瀛并不认识刘熊生，此举是用来试探的一种伎俩。可是，偏巧刘熊生还真在四川路派出所干过，当下以为已被对方认出。那怎么办？刘熊生认为此刻情势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当儿，没啥说的了，先下手为强，下手逮人吧。
刘熊生大喝一声“不许动”，伸手到怀里拔枪。哪知，手枪刚刚拔出来，方登瀛和“斜扁头”就像事先有默契似的，立刻同时发作，双双扑来。这两个家伙并没有拜师学过武术搏击之类，但因为经常参加斗殴，实战经验非常丰富，此刻又是主动攻击，动作极其迅速。刘熊生还没来得及推弹上膛打开保险，持枪的右手已经被对方揪住，继而被“斜扁头”夺去！情急之下，刘熊生立刻与对方厮斗起来，一心要夺回手枪，同时大叫“捉强盗”。
这时，远远有一辆自行车过来，骑车人见状便频按车铃。洋房的看门老头儿听见动静，也开门出来查看究竟。老头儿老眼昏花，居然没认出打斗的三位中有两个就是刚刚出门的，嘴里只管跟着吆喝“捉强盗”。方登瀛、李长发做贼心虚，急待脱身，两人合力把刘熊生摔倒在地，把抢到的手枪隔着花园洋房的铁栅栏扔进了里面的灌木丛，然后拔腿就逃。等到刘熊生爬起来，为是先追人还是先找回手枪而迟疑时，两人早已逃得不见影踪了。
专案组长阮敏煌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为此事把刘熊生数落了一顿。好在手枪总算失而复得，否则刑警调查涉枪案却被犯罪嫌疑人把佩枪夺走，无疑将成为警方的“丑闻”，没准儿还会被市局内部通报批评，要是案犯拿着警方的枪作案，那局面就没法儿收拾了。但平心而论，老刘还真是有点儿委屈，这事摊上专案组哪一个刑警甚至包括阮组长本人，只怕也难以应付。那两个家伙出手既快，力气又大，刑警以一敌二，仅凭学过的一点儿基本的擒拿格斗手法，还真是拿不下他们。阮敏煌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发作过后也就算了，还是继续研究如何进行下一步吧。
案情分析会一直开到午夜时分，侦查方向跟之前的决定是一致的，还是盯着方登瀛追枪，只是一时找不到能够迅速抓到方登瀛那厮的法子。根据以往追查逃匿案犯的经验，这活儿乃是“功夫活儿”，比较费时间。大伙儿议来议去，决定次日铺开访查面，全组刑警一齐出动走访方家以及方登瀛的那些狐朋狗党，广泛收集线索，筛选后进行重点排查。
第二天，即9月22日，刑警折腾了一个上午，接触了数十名对象，收集到一些情况，但基本上没什么价值。午后，横浜桥派出所打来电话，说出差去奉贤的民警程庆生回来了。阮敏煌大喜，直接跟老程通了电话，让对方赶紧向“耳目”了解方登瀛跟那支手枪的关系，细节越详细越好。两小时后，程庆生来分局向专案组报告了一应情况——
老程掌握的那个耳目，并非“老闸一只鼎”团伙的成员，所以那天方登瀛在“云楼馆”设宴请金迎成时他并不在场，是事后听其表弟小洪说的。小洪是“老闸一只鼎”的成员，属于喽啰中的骨干分子，那天他参与了斗殴，据说砸了金迎成一板凳，但腿上也挨了对方一脚，至今还青紫肿胀，骨头没断算是幸运了。
金迎成突围之后，小腹挨了一脚的方登瀛方才从地上爬起来，兀自疼痛难忍，站都站不直，由“三头”搀扶住。方登瀛担心金迎成去叫帮手来报复，招呼众人赶快离开饭馆。小洪急忙奔到楼下马路上叫车，正好有一辆空出租车驶过，招停后连同方登瀛、“三头”五人挤了上去。司机问去哪里，“阿六头”说去公济医院。“小毛头”说这是受了内伤，西医看不了的，得看中医，赶快奔南市找王氏伤科吧。司机听后便知这是打架受的伤，说这位兄弟说得对，还是去看伤科，王氏、石氏、陆氏、魏氏都行。这四位是当时上海滩八大伤科郎中中的翘楚，都是名医，方登瀛说那就去南市看王氏伤科吧。
王氏伤科的大夫就是著名武术家王子平，1958年出任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出租车到达时，诊所已经关门。小洪上前去敲门，看到玻璃门里面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夜间急诊请去隔壁弄堂内某号敲。“斜扁头”直奔弄堂内去敲门。关于手枪的事，方登瀛就是这时说的，大意是怨自己太一厢情愿了，以为金迎成是想巴结自己的，没想到要打这么一架。
“唉，早知道，我应该把那支手枪带在身边的。他动手，我就开枪！”
“阿六头”附和：“就是嘛！”
方登瀛又说：“下次一定要带枪，多带点儿子弹，他叫帮手我也不怕了。”
小洪这才知道方登瀛是有手枪的，而且子弹不少。
阮敏煌听程庆生这么一说，不由得为昨晚的夺枪事件感到后怕。看来方登瀛身上是带着手枪的，如果当时这小子让“斜扁头”扑上来缠住刘熊生，而他拔枪冲刑警来一下，哪怕就是打在不致命的位置，后果也非常严重。不单是打伤民警，在外国贵宾来沪访问之前出现枪击事件，怎么向市委交代？
如此，方登瀛私藏枪支之事就算坐实了，接下来就是追捕方登瀛和“斜扁头”，追查枪源。听上去是三言两语的简单活儿，但若真的实施起来，那还真得大费周折哩！阮敏煌反复考虑下来，决定在昨天传讯后被留置审查的“三头”中的另外“两头”——“阿六头”、“小毛头”身上打开缺口。
正要召集组员开会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潜逃的方登瀛、“斜扁头”李长发在北站附近跟人发生冲突，动了枪，现在人已经被抓住了！
四、缴获枪支
方登瀛和“斜扁头”李长发两人侥幸逃脱后，连夜去徐家汇一个朋友处住了一宿。次日早早起来，因为担心警方顺藤摸瓜追踪而至，立刻告辞。先去茶馆要了茶水、点心，一边吃喝一边商量接下来去哪里避风头。两人都意识到这祸闯得有点儿大，恐怕不能待在上海了，否则迟早会被警方拿下。那么，该去哪里呢？两人之前尽管没有折进过局子，但毕竟在道上混了些年头，从别人那里听得多了，所以还是有些间接经验的。议来议去，最后决定去苏州，投奔崔小山。
崔小山是一个二十六岁的苏州青年，已婚。家里开着茶叶行，批发兼零售，崔小山跟着父亲经营茶叶生意，人称“崔小开”。他跟方登瀛的结识纯属偶然——
几个月前的清明前夕，他带着妻子来沪旅游，在外滩看大轮船时钱包遭窃，富家阔少顿时成了穷光蛋，连回苏州的车钱都没了。夫妻俩正在着急的时候，正好方登瀛奉老爸之命，陪同外地来沪的两个客户游览外滩，为他们拍摄照片。见崔氏夫妇那副热锅上蚂蚁般的样子，便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情况。崔小山一五一十说了说，方登瀛倒也仗义，掏出一百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送给崔小山，又指点他们去分局或者派出所报案，还拿出拍纸簿随手画了一张路线图。崔小山夫妇感激不尽，双方互留姓名地址，就此交了朋友。此刻，闯了祸的方少爷想起了苏州的崔小山。方登瀛对自己面临的情况作了分析，警方要抓他，无非为两桩事儿——跟金迎成打架和涉枪。这在上海滩其实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打架没有死人，甚至连重伤的都没有，这架就打得规模一般；再说涉枪，上海解放不过三个多年头，民间私藏的枪支肯定有一些的，别说手枪了，只怕冲锋枪、机关枪甚至手榴弹、地雷都有，只要不响，或者即使响了但没造成死伤，那就算不上多大的事。
警方眼下重视那是当然的，但上海滩是什么地方？说天天有大案一点儿也不夸张，时间久了，警方必定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大案的侦查上面，那就顾不得他们了。到时候再回上海滩，估计差不多也就能混过去了。
当然，走这一步还有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比如不能长住在崔小山家里，因为他和“斜扁头”是以考察生意的名义去苏州的，不能让崔小山知道他们在上海犯了事；况且，据说苏州规定住宿超过两天就得向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否则户籍警要来调查的。不过，这个问题倒难不倒方登瀛，他身边一直带着大量现金，可以住旅馆。在旅馆办理登记手续时得出示证明，这也没问题，他偶尔帮父亲的工厂、商店介绍生意、采购原料，身上经常带着家里开的三店一厂的空白介绍信，随手填一张就行。四种介绍信轮流使用，不会引起进行例行巡查的民警注意。
两人打定主意，便直奔北火车站。巧得很，北站前面的广场上正好有一群警察在盘查进出站人员，时不时拦住某个对象盘问一番，甚至还会检查行李。方登瀛、李长发远远看见了，就不敢过去，遂进了站前天目中路上的一家小饭馆，要了三个菜、两瓶啤酒。吃得差不多了，警察也离开了，于是结账出门。
如果说方登瀛、李长发昨晚从刑警刘熊生手里逃脱是交了好运的话，那这会儿，他们的好运气算是到头了。进了看守所后，方登瀛痛定思痛，后悔自己不该招惹那几个“吃佛”的主儿。
大城市的火车站，一向是扒手的理想活动场所。扒手也算是道上行走的主儿，不过通常说来，他们除了会偷钱包，对打架玩命倒不是很在行，也缺乏胆量。因此，他们一般都希望有个把儿大流氓做他们的靠山，为他们提供某种保护。当然，这种保护不是义务的，他们会从偷来的钱钞中拿出一部分进贡给这样的大流氓。这种情况，北上广都有，但上海和广州对这类做法无论黑道白道都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只有北京有，曰“吃佛”。其意来源于扒手，因为他们自称“佛爷”，而接受他们这份贡品的流氓就是“吃佛”。这里对上海滩同类流氓的这种行为也称为“吃佛”，是移植北京的说法。
却说方登瀛、李长发来到站前广场时，正遇到四个“吃佛”的流氓从候车室出来。由于人多，流氓又是逆向行走，难免跟人磕磕碰碰，他们嘴里就骂骂咧咧。别人看见这副吃相自然知道遇到了什么角色，纷纷让路。只有方登瀛、李长发无动于衷，只管照常前行。这在对方眼里便是挑衅了，于是驻步不前，站在那里等他们过去。方登瀛因为负案在身，不想跟对方纠缠，正想招呼李长发让让对方，那四个家伙中已经有人认出他了，悄声对同伴说：“这是老闸方少爷啊！”
由于离得近，这句话被方登瀛听见了。这样，方登瀛就不便让步了，他那“老闸一只鼎”的名号可是打出来的，此刻如若让步，不出半天就会传遍上海黑道，对方肯定要添油加醋，那就变成他方少爷害怕北站区的“吃佛”流氓了，今后在江湖上还怎么混？方登瀛只有继续往前。不过，此举可是有风险的，方登瀛于打架并不特别在行，他是看得多打得少，搞搞策划、指挥还行，直接动手的话，战斗力就明显逊色了。昨晚成功对付刑警刘熊生，那是他和李长发以二对一，主要出力的还是李长发。现在，他们人数少于对方，如若真的动手，那是没多少胜算的。
对方为首的那个络腮胡子横了方登瀛一眼，故意提高声调：“什么方少爷？狗屁！到北站咱的地盘上，也不来打个招呼！”
“斜扁头”忍不住了，破口大骂。对方摩拳擦掌准备动手，方登瀛留意到那个认出自己是方少爷的家伙把手伸进怀里，显然要掏家伙。这一举动使方登瀛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对方是四对二，还想掏家伙，显然不是那种讲江湖规矩的流氓。这场架能不打还是不打为好，否则吃亏的多半是自己。最好的办法是警告对方不要轻举妄动，各走各的路。当然，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仅仅说几句场面话是不行的，看来只有靠一件法宝了。这件法宝就是手枪！
方登瀛对“斜扁头”说：“不要骂人！骂这种家伙，只怕脏了嘴！”
对方闻之大怒，正待扑上前来，忽然齐齐地都定住了——方少爷手里亮出了一支手枪！那四个家伙脸色立变，互相看了看，就像预先约定过似的，一起转身离开。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旁边那些拿着行李经过的旅客根本没有留意到。
方登瀛和“斜扁头”松了口气，刚刚走进候车厅侧边的售票处准备排队买票时，从外面进来了三个便衣，随同他们进来的还有刚才四个“吃佛”哥们儿中的一个，他向便衣迅速指点了方登瀛两人后，随即闪进了一旁的人群。三个便衣佯装购买车票的乘客，穿过人群来到目标身后，突然一声暴喝：“不许动！”话音未落，方登瀛、李长发已经被扑倒在地，还没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双手已经被扭到身后铐上了手铐！
专案组长阮敏煌带领众刑警赶到北站派出所时，两个被捕者兀自一副大梦初醒的迷糊样子。刘熊生一看，说没错，昨晚就是这两个小子！
随即进行讯问，方登瀛对与金迎成斗殴、私藏枪支两桩事儿供认不讳。那么，这支手枪和五十发子弹是从哪里来的呢？答称是花了一百三十万钞票购买的。上家是虬江路五金机电旧货市场的一个姓汪的摊主，其店铺编号是077。
那是9月上旬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方登瀛奉父命前往虬江路旧货市场觅购旧漆包线。当时国家已经开始了对资本家生产和经营的有效控制，加上抗美援朝的原因，有色金属、煤炭、棉花等原材料被定为国家统一支配的物资，私营厂家进货按配给供应，不得私自买卖，否则就是“不法奸商”，将被逮捕法办。
方登瀛出门当然是有跟班的，有“三头”中的“两头”——“阿六头”、“小毛头”和一个小喽啰王某。那三个随身各带一把匕首，方登瀛则揣着一把带鞘的三棱刮刀。买好漆包线办好送货手续，四人便在旧货市场逛了一圈，那支手枪就是在这时候买下的。
出售枪支别说在新社会了，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不是公开进行的，得搞地下交易。那么，方登瀛怎么知道077号摊有手枪卖呢？据方登瀛交代，是摊主汪仁和自己找上来的。当时，方登瀛看中的是摊子上的一把用于摆设的仿真手枪，拿在手里摆弄了片刻，觉得挺好玩，就掏钱买下来了。摊主找零钱的时候，其中一张掉在地上，“小毛头”俯身去捡，怀里的匕首不慎滑落出来。“小毛头”眼疾手快，不等匕首落地，已经伸手抄住。那摊主赞了一声“好快身手”，又嘟哝了一句：“不过，再快也快不过手枪！”
方登瀛听着心里一动，问对方你这摊子上有真手枪卖吗？摊主的回答模棱两可：“这就像找对象一样，要看有没有缘分。”
方登瀛听了窃喜，明白对方果真有手枪出售。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以一百三十万元人民币成交。
刑警问方登瀛：“你当时跟他进里屋去看枪时，摊主是把枪放在哪里的？”
“枪放在一个木盒里，子弹放在角落的一口铁皮工具箱里。”
专案组随即指派刑警小林、老刘去虬江路找077号摊主汪仁和，见面二话不说先铐上手铐，然后搜查，但未查获其他枪支或者违禁品。
据汪交代，这支枪和五十发子弹是不久前的一个傍晚，他正要收摊打烊的时候，一个突然上门的五十多岁的老者拿来卖给他的。
汪仁和在虬江路开五金机电旧货摊已经好几年了，抗战胜利伊始，日军投降而国民党政府还没进上海接收的真空阶段，社会上散落的枪支弹药甚多，他曾公开买卖过，甚至还把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架在摊位上招徕生意，名头自此就传开了。不过，这种特殊买卖不过做了个把月，到1945年9月中旬就停止了。但因为有了名气，直到上海解放前，偷偷摸摸买卖枪支的情况每年仍有几例。不过，上海解放后就没有了，这次是第一次，没想到第一次就出事了。
汪仁和不无后悔地说，这都怪他太贪财了，他知道新社会买卖枪支弹药是违法的，可是那老者登门出售的这支手枪开价实在便宜，连同五十发子弹也不过五十万元。他估计如若卖出去的话，价格起码翻一个跟斗以上，心里一动，就收了下来。
专案组把手枪和子弹一起送交市局技术室作鉴定，得出的结论是，手枪系勃朗宁手枪仿制品，仿真水平甚高，无论枪管内壁的膛线、扳机和弹簧，还是外表的抛光工艺，都达到了专业水准，应该出自制枪内行之手。那些子弹并非仿造品，而是正规兵工厂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从枪膛内部检查情况来看，这支手枪制成以后，还没有发射过——这表明制作者对其技艺充满自信，连试射也省了，那应该是一个老手。
案子侦查到这里，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持枪、售枪的案犯已经抓到，涉案的手枪和五十发子弹也已经收缴。如果要说还有什么不够圆满的地方，那就是向汪仁和提供枪支弹药的老者还没有下落。这桩活儿是否有必要进行下去呢？专案组的观点是还需要继续侦查，直到把那个老者抓获，查明其所售枪支弹药的来源。
当天晚上，专案组开会研究如何进行下一步调查。根据汪仁和的交代，那个老者拿着手枪和子弹来向他兜售时，子弹上留有明显的油迹，可手枪枪身表面却是擦得干干净净。汪仁和原是金工出身，抗战胜利后又做过枪支弹药的买卖，收购过崭新的枪支、子弹，对如何保存枪支弹药说得出一些道道来。凭其经验，这支手枪应该是前不久由熟悉造枪工艺流程、具有制枪技术、具备制作设备的熟手制作的，因为是立即出手，所以没有在枪身表面涂上一层用于防锈的油脂。而那些子弹的储存时间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了，表面涂抹了油脂以防止氧化和受潮。
专案组就汪仁和的上述说法请教了市局技术室，鉴定专家认为汪仁和所说情况属实。专案组就此进行了讨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如果制作人不具备如同兵工厂那样的专业设备，那么相较于子弹而言，手枪倒比较容易私造。对于一个有过较长时间生产操作实践的钳工来说，只要有一台寻常车床和整套钳工工具加上台虎钳，就可以按照图纸制造出一支合格的手枪。在制作过程中，车床的利用率还不高，仅仅是代替铣床铣出枪管内的膛线，其余工艺全部可以通过手工完成。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应是对弹簧的热处理，热处理的质量决定了手枪是否可以连续发射。因此，这个私造枪支的案犯应该是一名具有相当技术水平的钳工，只有这种级别的钳工才能掌握热处理技术。另外，从缴获手枪枪身表面的抛光处理来看，也可以证明案犯具备较高的热处理水平。
子弹的制作工艺虽没有手枪那么复杂，却难能手工制作特别是成批量制作，因为其工艺流程中需要冲床，子弹头的直径和形状必须整齐划一，况且还有配制发射药的技术难题。因此，本案私造枪支的案犯应该是在持有现成的军用手枪子弹后，根据子弹的直径设定了枪管口径，然后凭借车床（当然，如有使用铣床的方便，那就直接用铣床了）解决了制造枪管的难题。如果这个推断准确，那么这种枪支制作得可能并不多，也许就这么一支，因为他是根据拥有子弹的数量来决定手枪的生产数量的。
这样看来，汪仁和的那个上家（向他兜售枪支的老者）不大可能再去虬江路或者其他地方提供私造的手枪了。那么，应该如何往下追查呢？
五、访查枪源
根据专案组到目前为止掌握的情况，那个私造手枪的案犯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应为男性，年龄在三十岁以上，有专业金工技能（以钳工为主），从事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钳工操作，其工作场所并非纯靠手工操作的小作坊、街头设摊之类，而是有机床（包括车床、刨床、铣床等机械设备）的厂家，有修理、调试、操作机床的能力，通晓热处理技术；另外，还可能有过枪械修理甚至制造的实践，对枪械零部件比较熟悉。
放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具备上述综合素质的技工已经很少了，如若要查访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可是在那个年代，上海滩是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此类技工最多的地方，因为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外商纷纷来沪开办工厂，带来了先进技术，开设新的工种，运来了各种令华人大开眼界的新型机械设备。外资工厂当然不可能从本国招聘技工来华工作，那样的话成本太高，所以采取在当地招收华工的办法，由外国技师搞传帮带。没多少年，上海滩就涌现出一批操作水平不亚于甚至超越洋师傅的以钳工为主的技工，当时沪上对这种技工有个统一称谓——外国铜匠。
随着列强租界在上海的扩展，更多外商在上海投资开厂，中国官方和私人也纷纷投资开办大大小小的工厂、作坊，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一些曾经在海外和国内的外资厂家、轮船公司打过工的技工，纷纷来沪应聘，扩大了上海滩金属加工的综合技术能力，又在实践中发展了金工技艺水平。到上海解放时，全市拥有数千家具备相当规模的工厂、作坊，在这些场所工作的技工那就更多了。对于此刻的专案组来说，要想在那么多符合基本条件的技工中找出涉案者，其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难度再大也得把案子破了。专案组认为，别看懂行的工匠多如牛毛，若是真的有人要私造手枪，那还是需要具备一些特定条件的——
首先要拥有使用机床（最低限度应该是车床）的便利和热处理的条件。但是，即便拥有相应设备，也不是说就可以随心所欲堂而皇之地放手干了。须知上海滩凡是有机床设备、热处理设备的厂家、作坊，那至少得有几十个工人，大的厂家如江南造船厂之类那就是成千上万了。这些工人中，懂行的工匠不在少数，可是，利用厂方的设备制作私货，即便不被管理者发现，也逃不过其他工友的眼睛（枪支不可能是一次制作出来的，得多次操作才行）。
大伙儿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手枪零部件的活儿干起来又算不上复杂，你会干，人家也会干，说不定比你干得还精，只要从旁边经过时看一眼，就会知晓你正在制作的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特别是弹夹的弹簧，由于是回形针形状，那你在制作和热处理时若是有个懂行的经过，肯定一看就是一个激灵；即便是对手枪结构不了解的工匠，看着也会觉得奇怪，因为这种形状的弹簧除了用于弹夹，没听说还可以用到其他什么机械物件上，他就会向你请教，你当然不敢说清楚，但若是说不清楚，对方可能就会去问别的同行。问来问去，总有一个同行是知道的。这一传开，那还了得？
因此，这个私造枪支的家伙必须具备克服上述风险的条件，具备偷偷加工时不被其他人发现的有利条件，比如晚上或者休息日独自加班，那不管操作机床还是热处理，都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其次，根据市局技术室专家的鉴定结果，手枪制造出来后未进行过射击，这就泄露了一个信息：制作者是个造枪的行家，具有专业水平，对自己亲手制作的枪支十分自信，根本不用试枪就敢拿出去卖。因此可以断定，这个工匠以前肯定有过制作手枪的实践。前面说过，上海滩的金工工匠中，其技术水平可以制作手枪的成千上万，但是具备这份自信的工匠应该不多，这就为寻找制作者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查他的历史！
这样，专案组就总结出了私造手枪案犯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有较多时间可以独自待在有机床和热处理设备的工作场所；二是此人有在兵工厂、军队的枪械修理厂或者旧警察局、租界巡捕房验枪部门工作的经历。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就是要在上海滩数以万计出类拔萃的金工工匠中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查摸，把那个家伙找出来。
这项大海捞针式的排查工作是这样进行的：通过政府机关下辖的各相关主管局、科和行业协会，对各自下辖或者有条线对口管辖权的工厂、作坊发送协查通知，要求各厂（作坊）主管部门（或私营老板）在保密前提下把本单位金工中曾有过在兵工厂、枪械修理所、验枪部门等工作经历的工匠遴选出来，报送专案组。
这项工作从9月23日一早开始进行，要求各单位在两天内必须完成。这对于员工较少的单位来说，不成问题；但那些大中厂家的工作量就大了，保卫、人事部门必须加班加点，连夜翻阅职工档案，同时通过工会向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了解。
那些小工厂或作坊，都是当天就把情况报上来了，专案组一边接收一边审阅。次日，其他大中厂家也陆陆续续把名单报过来了，到9月24日晚上，连同之前的小厂家和作坊，一共列出了七十一名被认为有可能涉枪的工匠。这七十一人，都有在南京、汉阳、重庆、巩县等兵工厂及军队（北洋军、国民党军、日伪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枪械修造厂工作过的经历，熟悉枪支结构、制造技术、工具工艺。当然，符合涉枪条件并不意味着就是嫌疑人，接下来专案组还得细致分析调查。
这项调查进行了两天，结果却一无所获。这七十一人中，有三人已经死亡，有十二人已经失联（不排除其中有人也已死亡），有十三人已因各种历史问题被捕，剩下的四十三人还在正常上班。刑警面对面与这四十三人接触，查看了他们的出勤和加班记录，还找了他们提供的多名证明人予以核实，发现这些人都没有在上班或者加班期间利用工厂设备干私活儿的机会。因此，这四十三人都被排除了嫌疑。
那往下该怎么走呢？专案组一番讨论后，决定对被捕和失联的那些工匠进行重点查摸。9月27日，刑警刘熊生去榆林分局看守所讯问被捕工匠龚信达时，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有个名叫曹叫宝的人精通制枪技艺，自抗战中期至1951年，每年至少要私造两三支手枪出售，据说他还能制造子弹。
龚信达是浦东人，早年到上海市区一家纱厂学艺，满师后当了一名保全工，不久又跳槽去了一家机器修造厂。抗战时，浦东地区出现了多支良莠不齐的游击队，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番号是“新四军淞沪支队”以及属于该支队外围武装力量的一些小分队；另一类是既跟日伪军作战，有时也骚扰地方甚至敢跟新四军游击队叫板的浦东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还有一类就是接受日伪番号但自立为王自行其是的土匪队伍。
当时的形势是“有枪就是草头王”，以枪为大，哪怕是一支早就被正规军淘汰的老套筒也算是宝贝。频繁的战斗很容易使枪支损坏，所以，不管是哪路队伍都需要维修枪支的技工。由于游击队没有固定根据地，常常是两三天换一个驻地，再加上经费有限，不可能招收专门技工随军行动，只能雇临时工。浦东当地没有这种技工，只能到市区去请。龚信达当时年轻力壮，技术不错，江湖上人头也熟，经常被请去给这三类游击队修枪。他跟比他大十岁的曹叫宝就是这样认识的。
曹叫宝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北新泾，出道很早。据说他没有正式学过手艺，七八岁就在其伯父开的机修作坊混。十四岁时听说有来沪的洋轮在外滩公开招聘“外国铜匠”，于是就去应聘，当场用钢锯、锤子、凿子、锉刀等工具把一块熟铁制作成一件可以灵巧转动的联动齿轮，立马被洋轮录取。他在洋轮上一干十年，回到上海自己开了个金工作坊，挂出的字号震动上海滩金工业，名曰“万样修”。
同行是冤家，谁也不服谁。“万样修”开张的头一个月，来自全市各个旮旯的金工师傅把大到汽车、摩托车、保险箱，小至照相机、洋玩具、钟表的各种各样的物件送到曹叫宝这里来修理，当然其中也有枪支（猎枪是公开的，军用枪支就是暗里进行了，因为上海滩各个时期的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老百姓可以合法拥有军用枪支）。倒还别说，竟然谁也没难倒曹叫宝。
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听说了曹叫宝其人，认为这绝对是个人才，准备把他“礼送”到日本本土去干什么绝密活儿。其时曹叫宝的朋友已经多得难以计数，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自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他马上关了“万样修”，玩起了失踪，其实是躲到浦东奉贤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去了，弄了条小船，靠打鱼为生。由于朋友多，游击队还是找得到他的，一旦遇上其他工匠无法修好的枪械，就会请他出马。
当然，各类枪械结构不同，损坏原因也不同。故障原因内行都知道，无非是零件损坏了，没有相同的调换上去。有些简单的零件，类似龚信达那样的技工是能够手工制造的，复杂些的也勉强对付得了。问题是制造出零件后的热处理如果不到位，那零件的硬度、韧度就达不到标准，装到枪械上也容易损坏。当时修理枪械的工匠中，要数曹叫宝的本领最大，他能把别人处理不好的零件处理好。如果他自己也处理不好，则会不断琢磨，改换原材料品质，更换加工工具，等等。这样到了1944年初，已经没有什么故障可以难倒他了。
据龚信达说，1944年夏末秋初，他曾亲眼看见曹叫宝用纯手工方式，仅凭着一个台虎钳和一套钳工工具以及土法上马的热处理方法制造了三支手枪，听说完成后直接送新四军淞沪支队去了。后来又听说曹叫宝用纯手工方法制作了五百发手枪子弹。他和其他几个技工曾想仿效曹叫宝，在同样的条件下制造手枪，但是遇上了铣膛线的难题，他们根本无法制作铣膛线的模具——模具的原材料选择、加工以及热处理，曹叫宝自有秘诀，别人是无法仿效的。
上海解放后，曹叫宝由于历史问题被人民政府拘捕审查，一年后释放。曹开设了一家制造生产工具的小作坊赖以谋生。龚信达没再跟曹见过面，听说1951年曹曾因私造手枪被捕。犯这种案子是要被判刑的，可不知什么原因，曹叫宝被释放了。至于龚信达自己被捕是三个月前的事儿，案由是参与套购国家规定禁止民间买卖的有色金属。
专案组讨论下来，认为这个姓曹的行业老法师值得怀疑，便由阮敏煌带两个刑警前往其住处了解情况。
曹叫宝住在董家渡，刑警先去了管段派出所，了解到曹叫宝确实是制枪高手，上海解放后因贪私利，为一个老朋友私造过一支左轮手枪，用于偷渡时“防身自卫”。不过，那老朋友还没动身离沪，就被老婆举报被捕，讯问时供出了曹叫宝。曹叫宝也跟着进了局子。本来是准备逮捕后判刑的，一个人的出现，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是一位师级干部，抗战时在浙东四明山根据地工作过一段时间。根据地枪支弹药奇缺，便派人秘赴浦东奉贤，请正在那里修枪的曹叫宝渡海（杭州湾）赴浙东，指导部队军工人员修枪造枪，还制造子弹、手榴弹、地雷。曹叫宝在浙东待了三个多月，为部队解决了燃眉之急，临走时坚决拒绝部队给予的丰厚酬金，说留着作为抗日经费。这位师级干部这次赴沪开会，顺道寻访曹叫宝，向他表示感谢。于是，曹叫宝的这段经历被认为是立功表现，将功折罪，这次私造手枪就不予追究了。
这是去年的事儿，那么，曹叫宝最近是否私造过手枪呢？派出所方面说这个我们不清楚，不过应该不会。刑警请教，什么叫“应该不会”？派出所方面解释，曹叫宝半年前被发现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两个月前住进了叶家花园（即上海市第一肺科医院），听说撑不了几天了。
刑警赶到叶家花园，曹叫宝果然已经病入膏肓，骨瘦如柴，话也说不利索了。这副样子当然不可能私造手枪了，刑警便问他上海滩是否还有人拥有像他那样的造枪技术。曹叫宝说上海滩是藏龙卧虎之地，能工巧匠多不胜举，肯定有这样的人物隐匿于民间，至于是谁，那他就不清楚了。刑警知道他不肯说，但看他这副样子，也不好勉强，于是就问了另一件事——当初用纯手工方式制造手枪的模具还在不在。曹叫宝点头说还在家里放着，去年用过一次，现在看来用不着了，遂让陪伴在侧的儿子带刑警去家里取。
这件模具取到后，立刻送往市局技术室作鉴定，结论是：没有发现最近曾经使用过的痕迹。
线索又断了！
六、金少爷检举方少爷
9月28日，涉枪案发生后的第八天，上午八点半，专案组正聚集一起准备开会分析案情，分局看守所传来消息：在押人犯金迎成称其有关于私造手枪的情况要向刑侦队领导当面报告。
专案组刑警听着觉得奇怪，金迎成这家伙怎么折进局子了呢？
北四川分局出具的刑事拘留证上写的案由是“故意伤害”，其实，追根究底来说，他犯事的缘由还是跟枪有关。
金迎成文武双全，还跟“保密局”的特工干过架，在道上的名气自然比方登瀛大得多，差不多全市黑道都知道他。从大牢出来后，道上那些老朋友纷纷前来看望。交往的人多，真真假假的信息也就多，关于方少爷要用手枪来对付他的话头就传到他耳朵里了。金迎成听说之后有些害怕，当然表面上是不会露出来的。他寻思方登瀛这厮有枪，我也得去弄一支，到时候枪对枪，那就谁也不敢开枪了，还得用拳脚来决出胜负。金迎成就四处打听谁有手枪出售，价钱高些没有问题。
过了两天，有人给他送信，杨树浦区有个叫“二癞子”的说他有一支手枪、三十发子弹，愿意出让，一口价一百五十万元。金迎成闻讯窃喜，当即让人给“二癞子”捎话：当晚八点在八埭头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晚上，金迎成前往约定地点。对方来了三个人，除了“二癞子”个头瘦小，另外两个都是一米八以上的彪形大汉。金迎成是老江湖，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二癞子”取出一个沉甸甸的小布包袱放在一个彪形大汉手里，说你拿着，我点过钞票无误后交给金少爷。金迎成便把钞票掏出来，“二癞子”点了一遍，说“没错”。那大汉把小包袱往金迎成手里一放，三人拔腿就走。
小包袱一到手里，金迎成马上觉得不对。若说重量，那够得上一把手枪和三十发子弹的分量了，可是，隔着包袱捏了捏，里面的形状似有问题。当下金迎成便说：“等等，我还没验货呢。”话音刚落，“二癞子”三人拔腿就跑。金迎成情知有鬼，手一挥，“手枪”疾飞过去，正砸在一个大汉的后脑勺上，大汉立刻倒地。掷出“手枪”的同时，金迎成已经追上“二癞子”，将其摔翻在地，又几步上前，使了个绊子把另一个大汉放倒。
金迎成夺回钞票就离开了。没想到，那个后脑勺挨了一下的大汉一直昏迷，“二癞子”无奈，只好拦了辆三轮车把伤员送到医院。医生一看一问，一边救治一边报警。金迎成当晚就被捕了。
次日讯问时，金迎成才知道这回闯了大祸，那个大汉至今未醒。承办员告诉他，你这次犯的案子，肯定要比上次国民党法院判得重，对方即使今天就醒过来，那也是重伤，况且瞧这样子肯定会有后遗症的。金迎成便问承办员是否有减轻刑罚的渠道。承办员说有啊，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你可以检举他人的犯罪行为，政府查实后算你立功，视功劳大小，将功折罪。
金迎成一听便皱起了眉头，寻思我若是有这方面的材料，早就抛出来折抵前面国民党法院判的刑期了，还等得到这会儿？闷闷不乐地被看守员押回监房，刚进门，忽听有人低唤一声“金少爷”，他定睛一看，竟是方登瀛！
之前，刑警曾找金迎成了解他跟方登瀛斗殴之事，此刻在看守所见到方登瀛，他倒也不感到意外。方登瀛就不同了，像金迎成这样有本领而且吃过官司的家伙，在看守所人犯中是很有市场的，如若要收拾方少爷，无须自己动手，只要努努嘴就行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方登瀛只有主动向金迎成示好。金迎成呢，也并不想在号子里面跟方登瀛过不去。倒不是他不计前嫌，只是一旦这么做了，传出去让江湖朋友瞧不起。所以，他接受了方登瀛伸过来的橄榄枝。
两人关在里面闲着无事，整天胡磕牙瞎聊天。方登瀛就这次“云楼馆”的“误会”作了解释，金迎成说自己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方登瀛终于放心了，没想到关进来倒跟金迎成交上朋友了，于是掏心掏肺口无遮拦，两人无话不谈，其间就谈到了那把手枪，方登瀛说是自己造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金迎成暗暗一个激灵，这不就是立功赎罪的材料吗？趁放风的机会，他跟看守员说要见刑侦队领导，有重要情况检举。
刑警到看守所提审金迎成，了解了上述情况，不由得面面相觑。这话从何说起啊？方登瀛怎么可能私造枪支？这小子有这本领吗？况且，他那支涉案手枪的来源已经查清楚了，是北站区虬江路五金机电旧货市场077号摊的摊主汪仁和卖给他的；而向汪仁和兜售这支手枪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老者。金迎成的这份检举材料，要么是他故意编造，让警方通过对这一线索的调查把方登瀛折腾一番；要么就是方登瀛故意捏造，关在监房里闲着无事找乐子。
当然，刑警既然来了，那就有必要对这一线索予以核实。三人就地讨论了几分钟，决定把方登瀛晾在一边，先提审“三头”再说。那三个小子跟方登瀛的关系这么密切，如果方登瀛真的私造枪支，那这三个主儿不可能不知道，甚至是参与者也难说。
“小毛头”、“阿六头”、“斜扁头”被看守员从监房提出来，由阮敏煌、刘熊生、徐家贵三刑警分别讯问。问下来的结果是，三人都说不知道方登瀛私造手枪之事，也没有听说过方登瀛会干“外国铜匠”的活儿，他就是一个大少爷，在家里见到油瓶倒了也不扶，哪里会造枪？想要枪的话，方少爷有的是钞票，买一支不就得了？
那就只有提审方登瀛本人了。这主儿听刑警一说来意，顿时一脸惊讶，说那支手枪的事儿我不是已经交代清楚了吗？你们也向虬江路的汪仁和查清楚了，汪仁和现在也关在这里。你们是听谁说我私造手枪的？是听金迎成说的吧？那是我跟他瞎掰的。为什么要编这事骗他？唉！金迎成的本领大着哩，我姓方的虽说号称“老闸一只鼎”，但跟他是没法儿比的。你们也知道，我折进局子前得罪过他，现在两人都进来了，正好关在一个监房里，他如若要我姓方的难看，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当然啦，可以报告看守员要求调监房，这我不是没想过，可真的调了监房，说我在看守所里怕了他金迎成，那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啊？我这官司是吃定了，那就得去监狱或者劳改农场，这种话头会被人传来传去，我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所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金迎成把以前的误会解释清楚。我跟他谈得很好，也谈到了那支手枪，我不能告诉他这是买的，否则人家汪仁和也关在这里，金迎成马上就会想到汪仁和是我出卖的，他就会看不起我。我只好说那支手枪是我私造的。像金迎成这样的人物，是懂规矩的，别人把话说多少他就听多少，不可能盯着我追问具体是怎么造的，这话头也就到此为止了。
刑警再次提审金迎成，他仍坚持自己的说法，说他是吃过官司的人，知道不能编造材料糊弄警方，否则还要罪加一等，他哪儿敢呢？
当晚，专案组开会分析这几个人犯的口供，议来议去一时竟然琢磨不透。那怎么办？看来只有先把金迎成的话当真的来调查了，毕竟方登瀛承认自己确实跟金迎成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专案组中分局刑警的观点，市局两位刑警贾顺山、罗宝鼎对此却不敢苟同，其理由是之前方登瀛关于买枪的口供有“三头”作证，卖家汪仁和也已经捉拿到案了，现在如果把金迎成的话当真，那之前的所有结论不是都要推翻了？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29日凌晨两点多才达成一致：把金迎成、方登瀛两人的口供放在一旁，对之前的调查重新进行判读，看其中是否漏掉了什么。
9月29日上午，专案组刑警集中一处重新翻阅本案的卷宗材料，重点是前面已经调查过的那七十一个有条件私造手枪的工匠。摊子刚铺开，分局看守所打来电话，说在押人犯汪仁和要求提审。
七、真相大白
汪仁和要跟刑警反映什么情况呢？他告诉刑警，进了看守所后，承办员讯问时对他进行了法律和政策方面的教育，他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惩罚是比较严重的，通常会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运气不佳，正好遇上政府需要抓典型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话，那严重到什么程度就难说了，十年八年也不是没有可能。汪仁和吓得魂不附体，跟金迎成一样，连忙请教如何才能宽大处理。承办员进行了一番政策宣讲，指出一是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如果没有检举揭发内容，那就端正态度，好好想想那个提供手枪的上家的种种细节，说不定能给办案刑警提供些帮助，那就是立功了。
其实承办员的这番说教都是套话，对每个提审的人犯都差不多，但汪仁和听着就感到有了希望，近日来一直挖空心思回想那个老者跟他交易的种种细节，甚至连做梦也想着。昨天半夜，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来——
那天，那个老者来卖枪时曾经对他说过一番话，原话忘记了，大意是，老汪我听说过你的，抗战胜利那年秋天，我的朋友曾拿过几支枪给你，价钱开得比较公道，买卖双方都有赚头。汪仁和讲究的是和气生财，追求的是谈一笔生意交一个朋友，当时就问对方说的那个朋友是谁。老者说是“两把刀”。汪仁和与“两把刀”其实并未见过面，只是间接打过交道。听老者说下来，上海解放后“两把刀”跟老者还有联系，今年劳动节还一起在汉口路浙江路口的“老半斋菜馆”一起喝过老酒。汪仁和寻思这应该是一条线索，刑警只要找到“两把刀”，不就知道老者的下落了吗？
负责提审的阮敏煌、贾顺山获知这一情况，自是大为兴奋。那么，汪仁和所说的“两把刀”又是哪位？
汪仁和只知道此人是上海滩“外国铜匠”中的一名佼佼者，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以其名气，随便找个旧社会在沪上干过“外国铜匠”的打听一下，十有八九都应该知晓。
阮敏煌、刘熊生离开看守所便直奔叶家花园，找“万样修”曹叫宝打听“两把刀”其人。据曹叫宝说，“两把刀”本名叫杨敬民，祖籍浙江萧山，出生在上海南市老城厢，今年大概五十上下。杨敬民家里是开香烛店的，跟南市沉香阁（即慈云禅寺）的僧人联系得比较多。他小时候经常手舞足蹈，行为失控（可能就是现今小儿所患的“多动症”。当时没有这个说法，只认为是顽皮，顽皮不是病，所以中西医都不会治疗），七八岁上就被送进沉香阁住了一年，请寺内僧人相帮矫治。
沉香阁把这件事儿交给一个操一口北方话的中年僧人负责。这个僧人法号瑞云，曾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功夫了得，尤擅气功。杨敬民被迫跟着瑞云和尚苦练桩功、气功，一年后回家，气功已经有点儿入门的样子了。之后，尽管不是天天习练，但隔三差五练练总比不练好。他的“多动症”基本痊愈，但比寻常“乖小囡”当然顽劣得多，所以小学毕业后，家里就把他送到一家机修厂学“外国铜匠”。没想到，他小时候学的气功有了用武之地，钳工活儿中举凡锯、凿、锉、锤、刮等基本功，一学就会，一会就通，一通就灵，别人三年学的手艺，他一年多就学会了。
等到满师后，随着不断实践，他的技艺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二十岁那年，杨敬民听说公共租界一家洋商开的机器修造厂招收技工，前往报名应试。洋人开出的薪水高，报名者云集，这次招考实际上就是上海滩一场钳工技艺大赛。考试结束，杨敬民用锉刀锉出的铁块，用三角刮刀、蛇头刮刀修刮的轴瓦被评判小组评为第一。从这时起，他就有了“上海滩两把刀”之称。
不过，“两把刀”后来却不再干“外国铜匠”了，而是做起了棉布掮客，偶尔遇上机会自己也出资买进若干，囤积居奇，待到价格上涨后再抛出，赚取一笔差价。当然，以其“两把刀”之名，以及可想而知的钳工手艺，他在沪上金工界的名气尚在，业内遇到技术难题时，大家还是会想到他，请其相帮解决。金工行业内部遇到纠纷，也经常请他调解。据说这人比较仗义，虽然谈不上“两肋插刀”，但一般稍稍冒点儿风险的事儿是肯干的，比如抗战胜利伊始有朋友要出手私藏的手枪，不敢拿到虬江路去卖，托他出面，他从来不打回票，拿到枪就奔虬江路，卖掉后不收一分钱报酬，连车钱都是自己搭的。
专案组刑警闻知上海滩金工界还有这样一位老法师，不禁窃喜。以“两把刀”在金工界的声望，那个向汪仁和出售手枪的老者能和他一起喝酒，可见此人在业界也是个厉害角色。既然如此，老者本人可能就是私造手枪的案犯。此刻没有什么迟疑的，只要找到“两把刀”杨敬民，就可以得知老者的身份。
原以为要找“两把刀”这样一个行业名人应该是很容易的，哪知专案组一上手却发现情况不容乐观。
刑警先去了工商局打听。工商局给棉布行业公会打电话，答称的确有个杨敬民是做棉布生意的，办公地址是徐家汇区天钥桥路莫家弄，但没听说过其“两把刀”的绰号。刑警赶到那里去一看，地址倒是没错，但并无此人，也没有公司或者店铺，一家小学在此设立了三个班级，说是教育局临时协调的，具体情况区政府清楚。
刑警又赶往徐家汇区政府，找了工商科。接待人员说那里以前确实做过棉布仓库，但房子是向私人租的。上海解放前夕，房东逃到海外去了，房子被政府没收。那个租房的老板姓杨，叫什么不清楚，据说改做粮食生意了，放弃了这边的房子，去了哪里就不知道了。
这一通折腾，已经半天时间过去了。下午一点半，刑警又去了市粮食行业公会，了解下来，对方说确实有个叫杨敬民的商人登记过，听说原先是做棉布生意的，再往前还做过“外国铜匠”，不过去年开始他已经不做生意了，听说在家歇着呢。那么，他家住哪里呢？对方搬出厚厚的登记册，查到其家庭住址是普陀区长寿路嘉德里17号。刑警赶去一打听，确实有个“两把刀”杨敬民住过，但他已在去年年底搬家了，没人知道他搬到了哪里。
刑警寻思，他搬家总要迁户口的，派出所肯定有记载。可出乎意料的是，派出所竟然没有记载！为什么不记载？因为杨敬民的户口从来没有迁到过这个派出所的管段，也不知道他家的户口到底在哪里。
刑警这下就没方向了。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去“老半斋菜馆”碰运气，“两把刀”不是在今年劳动节去“老半斋”吃过酒吗？不知是否预订了，如果预订的话，是否还保留着记录。通常地址是不会有的，留个电话倒是有一半的可能。
“老半斋”的账房先生说，他们有预订记录，不过只写姓名，有电话愿留的也记一下号码，但从来不写顾客地址。刑警正沮丧时，忽然老板过来了，问同志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忙。听刑警一说来意，立刻说“两把刀”杨老板是他的朋友，店里鼓风机、电风扇、手推车之类出了什么毛病，都是请他来修理的。这人很够朋友，帮店里修理东西从来不收费；但若是来用餐，那餐费可是一文也不肯少付的。
当天傍晚，刑警总算赶到了杨敬民在董家渡的家。因为有今年劳动节一起在“老半斋”吃酒之事，杨敬民马上说出了老者的姓名。
此人名叫安传书，现年五十五岁，扬州人氏，少年时随其父亲去武汉开了一家理发铺子。安传书心灵手巧，不但头剃得好，刀剪也磨得到位，而且天生对研磨有一种怪癖式的爱好。十五岁那年，有个经常去理发的汉阳兵工厂工程师对安父说，你儿子是搞金工的一块好料，让他剃头那是误了他的前程，倒不如让他去兵工厂学手艺吧。就这样，安传书进了汉阳兵工厂下辖的制枪厂当了一名学徒。他在制枪厂干了二十年，到1932年时，已经是全厂有名的十大技师之一。
也是在这一年，安传书与厂里新来的管理人员发生矛盾，打了一架，吃了点儿亏，心里非常不爽，正好有人介绍他跳槽，他便去上海新办的“大通修造厂”当了一名技师。“大通修造厂”的业务是修枪造枪——当然不是军用枪支，而是民用猎枪、气枪。1937年抗战爆发，安传书的妻儿往浦东逃难时，所乘木船在黄浦江倾覆，妻子子女四人全部罹难，从此他就过起了单身生活。
日军侵占上海后，“大通修造厂”仍然存在，不过，枪是不敢碰了，那是日军当局严禁的。也不去跟机修什么的沾边，来了个彻底改头换面，生产烹饪调料，“大通修造厂”改为“大通食品调料厂”，制作酱油精、酱汤粉、咖哩粉、辣椒粉等食用调料。安传书因为在“大通厂”占有股份，所以仍留在那里负责机器修理和保养。当然，像安传书这种汉阳兵工厂出身的技师，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是很吃香的，和曹叫宝遇到的情况一样，活跃在浦东地区的各路游击队都曾邀请安传书前往修理枪械。
上海解放后，“大通食品调料厂”仍旧存在。不过，杨敬民不敢断定安传书是否仍在那里工作。生怕刑警不信，杨敬民解释说，劳动节在“老半斋”喝酒那天，他本是约了几位老友相聚的，其中并无安传书。可是，他骑着自行车从董家渡家中去“老半斋”路过外滩时，正好和安传书劈面相遇。两人已经多年没见面了，当下自是惊喜，安传书便邀杨去附近饭馆喝酒叙旧。杨敬民说他今天正好在“老半斋”请客，何不一起过去，遂告知请了谁谁谁，都是安传书的同行，于是一同前往。席间人多嘴杂，没问他在哪里高就，甚至连安传书现今住哪里也没问。宴毕分手时杨敬民关照安传书，如若有事找他，可来“老半斋”让老板捎话。
9月30日，专案组决定去“大通厂”查访安传书其人。这时，众刑警已经有了疑问：“大通厂”藏龙卧虎，有这么一个制枪行家，可之前警方在该厂所在的老闸区政府工商科查看私营工厂作坊员工登记册时，“大通厂”的花名册中并没有安传书的名字。是该厂没有上报呢，还是此人已经离开了该厂，或者刑警在查看的时候不慎漏掉了？有鉴于此，受命前往该厂调查的刑警刘熊生、徐家贵在途中交换了意见，决定先去区政府工商科查阅一下“大通厂”的花名册。
这一去之后，二刑警竟然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去“大通厂”，而是返回分局了。为什么呢？原来他们在查阅花名册时，顺便看了看之前查阅时未曾留心的“大通厂”老板的情况。看到老板的名字叫方鸿儒，二刑警不由交换了一个眼色。老板姓方，与被捕的方登瀛是不是有什么关系？随即往老闸分局打电话，要求即刻查阅户口底卡。片刻，对方回电告知，方鸿儒系方登瀛的父亲。
如此，刘熊生、徐家贵就不敢打草惊蛇贸然前往“大通厂”去调查安传书的情况了，立刻返回专案组报告。
至此，专案组开始倾向于相信金迎成的检举了，认为方登瀛说了假话，那支手枪可能与方家的厂子有关。而且，涉案人不止安传书一个，也许还有其他人，比如方老板。
当然，这只是目前专案组的怀疑，具体情况还得进行调查。下一步该怎么查？专案组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立刻提审方登瀛，加大讯问力度，迫使他老实交代一应情况；另一种意见是立刻开展对安传书其人其踪的外围调查，只要将此人拿下，方登瀛这小子不认也得认。反复考虑后，专案组决定把全部力量扑上去走后一步棋。
刑警分析下来，认为造枪需要技术人员和设备，技术人员目前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安传书了，设备也可以肯定就是利用了“大通厂”的车床。像安传书这样的角色，只要有工具和材料，他就能做出一支手枪来。对于专业制枪技师来说，热处理根本不成问题，据说他们在自家的厨房里就可以完成对手枪零部件的淬火。那么，安传书此刻藏身何处呢？刑警认为不管藏身哪里，“大通厂”的工人群众应该有个大致上的了解，因为最近安传书肯定去过“大通厂”——他要使用车床，就不得不在该厂露面。
私营厂是没有保卫科的，再说由于可能涉及老板，即使有刑警也不敢联系。于是刑警就通过北四川区工会出面，约见“大通厂”工会主席姚一珉。当天中午，双方在区政府见面。刑警一说安传书其人，姚一珉马上点头说认识，乃是厂里的金工首席，精通各种金工活儿。不过，这人平时不在厂里上班，他在方老板家里待着，既是管家，又协助方老板管理“大通厂”和方家所开的另外三家店铺的业务。安传书是方老板的亲信，跟方老板关系非同一般，因为他的妹妹就是方太太。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专案组当即决定也不去“大通厂”作什么调查了，先去方家把安传书抓了再说。
当天午后，安传书归案。至此，这起涉枪案终于真相大白——
方家少爷方登瀛一直想弄支手枪玩玩，但如今是新社会了，花钱也买不到手枪。他知道大舅安传书乃是制枪高手，就跟舅舅商量请他相帮造一支。安传书一直不敢答应。可是，安传书有一个软档——嗜赌。打自今年以来，手气不佳，输了又输，债台高筑。大凡赌徒都有不服输想翻本的心理，安传书也不例外。为筹赌本，他在妹夫、妹妹处碰壁后，盯上了外甥方登瀛。于是，外甥就和舅舅达成了协议：安传书给外甥私造一支手枪，外加五十发子弹，外甥给舅舅两条黄金项链。
安传书负责“大通厂”的机修，在厂里有一间办公室，里面藏着以前修造枪支时留下的五十发军用手枪子弹，他就根据这些子弹设计枪管口径。他利用星期天工厂休息的机会，以加班检查机械设备为借口，完成了零部件加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进行了热处理。至于装配，那是带回方家进行的。
至于如何交货，安传书颇动了些心思。他知道这个外甥的德行，有了手枪可能会惹祸，那公安局可是要逮人的。尽管方登瀛再三保证如果出事他绝对守口如瓶，绝不把舅舅牵进去，但安传书是老江湖，知道这种承诺是靠不住的。很快，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把手枪拿到虬江路五金机电旧货市场卖给以前曾做过枪支买卖的汪老板，然后让方登瀛去向汪购买；为显得“真实”，他还给外甥出了个主意，让他带小兄弟一起去，以便万一出事可以作证。
安传书交代后，刑警又去看守所提审了方登瀛。方登瀛只好如实交代，跟安传书交代的完全相符。至此，这起外国贵宾来沪访问前的涉枪案的侦查工作终于在限定的十天期限内画上了句号。
1953年2月10日，涉枪案案犯安传书、方登瀛舅甥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五年。“三头”和金迎成另案处理。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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