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说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否存在区别。仁达方略研究认为，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也仅仅是前者从事增量投资，后者从事存量运营，这种区别是很勉强的。
从国际经验看，如意大利伊利公司、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等，都是既投资又运营，投资后欲获得回报，必然会参与运营，只是这种参与不一定通过直接干预体现，也有可能通过法人治理结构调整，比如通过向投资的企业派出董事，来参与所投资企业的重大决策，以确保投资收益最大化。因此，把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截然分开是没有必要的，反而容易造成观念和操作的混乱，无形中徒增组建成本。
在现代社会，财产权利(产权)被分解为价值形态的权利和实体形态的权利，国资公司享有的就是对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的经营权。国资委要“管资本”，但这种管理的核心是价值管理，但这种“管资本”与国资公司的资本价值经营具有明显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国资委是单纯的出资人，而不是资本经营者；国资公司则既是出资人(向实体企业投资)，又是资本经营者，是典型的企业组织。从“政资分离”的角度，国资委是国有资本的唯一出资人代表，而不是行政管理机构；从“政企分开”的角度，国资委不能直接插手国有资本的经营，而是以出资人或股东的角色对国有资本经营予以监督。
在西方国家，国资公司普遍采取控股公司形式，且大都根据商法设立。这里所谓的控股公司形式，是指国资公司在国资监管机构授权范围内，对其投资控股的企业履行股东权利，根据国家政策及市场情况进行资本运营，在国资公司内部则实行人事管理、重大决策管理、收益管理等三项事权管理，同时要进行战略管理、预算管理、运营监控管理等三项辅助管理及产权事务管理，这是国资监管机构不宜直接管、也管不了的事情。
国资公司作为国资委授权经营国有资本的出资人代表，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专门通过控股、参股其他企业(实体企业)，从事国有股权经营及金融资本的营运，以此谋求国有资本增值的最大化。作为企业，为了实现国资增值的经营目标，国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其具体经营决策除了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接受有关监督部门依法监督检查外，不受任何部门的行政干预。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国资委对国资公司的授权要符合法律程序，没有直接干涉的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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