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20世纪后期，金融资本主义在美国兴起，随后迅速向全球扩张。与金融资本主义扩张相伴的，是近年来欧洲和中国的周边地区战争冲突频仍。
为什么金融资本会引发战争危机？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著名学者温铁军教授指出，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阶段，金融霸权国家要驱动全球金融的流动性，回流到其本国资本市场获利，就需要在资本剩余地区不断制造局部冲突或热战，形成高风险，以高风险驱使金融资本回流。热战仍然是金融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客观表达。
看清金融资本的本性，做好迎接斗争的准备——欢迎品读温铁军教授演讲。
本文是根据温铁军教授《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系列讲座的内容整理，未经温老师本人审阅。与您分享，邀您共同思考。
欧洲为什么冲突不断？
人类经历了以西方中心主义殖民扩张为主的第一次全球化，产业资本阶段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第二次全球化，如今，我们处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第三次全球化。这三次全球化有着不同的内生性矛盾，演变出不同的冲突形式。
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理解为产业资本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因争夺市场、争夺原材料而爆发的战争。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大量向后发国家转移，用资本化的方式占有后发国家的资源、人力等要素，并以低价格形成收益；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用资本输出的方式比过去用坚船利炮的战争方式获得的收益更大，资本化的收益返还到先发国家，促使先发国家金融资本推动金融全球化。
非但如此，后发国家在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受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抗性冲突，而先发工业化国家内部的阶级对抗则得到缓和。在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金融霸权国家要驱动全球金融的流动性，回流到它的资本市场获利，就需要在资本剩余地区不断制造局部冲突或热战，形成高风险，以高风险驱使金融资本回流。可以说，只要一个地方产生了足够的资本剩余，它就会成为局部冲突爆发的点位。
冷战阶段，前苏联东欧国家之间推行的是换货（实物）贸易。前苏联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金融资本保持着批判态度，严格限制货币化，它的庞大资产是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前苏联东欧在冷战中因犯了种种错误而最终解体后，其庞大的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就成了货币化或者资本化产生收益的巨大空间。
前苏联东欧体系崩溃后，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一落千丈，其货币体系的坍塌为欧美硬通货进入并完成货币化收割创造了机会，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使欧洲经济突飞猛进。正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
1991年前苏联解体，1994年欧盟成立，1995年欧元推出，欧盟国家的资本开始进入到资本市场交易，大规模地吸纳新增欧元的货币量，欧洲的金融资本陡然崛起，于是，世界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能够与美元竞争的欧元体系。自欧元问世以来，欧洲周边不断地发生局部冲突，这些冲突促使资本向美国资本市场流动；但欧元的币值始终高于美元，对美元形成打压，这种状况直至俄乌冲突的爆发才发生改变。
金融资本的流量以什么方式收割，要看不同的金融资本集团如何策划。在这个阶段，尽管美国远离欧洲，但美国仍然使得大量的世界资本回流美国，带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虚拟产品交易和投资的活跃，使美国资本市场容量迅速上升。权衡世界资本流动性的增加情况以及资本回流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周边发生的热战是金融资本追求资本回流的客观表达。
为什么中国的资本没有大量流进美国资本市场?
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后逐渐形成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格局。中国最近二十年也表现为资本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期间中国也遭遇了周边的地域冲突。但为什么中国的资本没有大量流进美国资本市场?这是因为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扮演着“双重输出”的角色。
一方面，中国向西方输出大量廉价商品，平抑了西方的通胀压力。尽管美国大量制造金融流动性，流进世界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的上涨，但中国不断地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本化，投入生产，低要素价格使中国输出的产品价格基本保持平稳，有效的帮美国平抑了通胀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大量吸纳了西方增发的货币。长期的对外贸易使中国获得大量外汇，因为中国控制国际资本流入，外汇进入国内，需要对冲增发相应汇率的人民币，实际上使得外汇成为中国的资产池。对应增发的人民币与中国发展过程中货币化资源性资产的客观需求相结合，中国进入到快速的经济货币化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以外汇池为依据增发货币，形成资产池，成为外储增发货币的典型国家。
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双重输出”：一方面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吸纳大量增发的西方货币，这对于金融资本集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收益，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因为只有当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长期向它们稳定地输出廉价商品，稳住整个西方世界的通胀，西方才有条件在全球推动金融资本扩张。
客观上看，中国的“双重输出”稳定了西方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发展，保持了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时也适当地支撑了欧洲将欧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的“双重输出”为美国和欧洲作出的贡献值得西方金融资本感恩戴德。
因此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乃至于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期，西方对中国保持了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这个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对中国的认可度比产业资本国家（如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要高得多。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西方跨国金融资本集团高盛甚至提出“Chimerica（中美国）”的概念。
也正因为此， “双重输出”使中国在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在欧洲周边局部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仍保持了相对稳定。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美国的对手？
尽管我们批判金融资本收割全球产业获利的本性，但是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拥有金融主权的国家，如果不加入全球金融资本的竞争，则很难生存。
全球化竞争是以国家为主体的。金融资本是什么?是以纸介信用为主的信用。纸介信用如债券、货币，那一张纸背后所依托的是国家政治强权，信用是否稳定，是以国家的政治强权是否稳固作为根据。为什么美国的国债可以通行全世界？因为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全球部署了三百多个军事基地。美元以美国的国家政治强权背书，由美联储主导发行，而美联储代表的是私人银行家的利益，金融资本集团是这个国家的主导力量。
中国被西方认定为所谓“集权”国家。我们的所谓“集权”就表现在国债、货币相对是硬信用。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强大，在区域之间的战略行动中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强硬立场，中国国债、货币的信用也会随之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会成为美国的对手？是因为这20年来中国的金融资本迅速扩张，国债、货币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必须考虑到中国的货币增长实际上有大量的资源性资产要完成货币化的客观需求，因此不能使用M2简单地计算中国的货币总量；同时中国还有一个独特的情况：我们从非货币经济转而使用纸币，时间不长就迅速进入了电子货币阶段，现在广泛使用的电子货币（E-money）和数字货币（D-money），演变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中国加入全球化20余年以来，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是并行的，不过中国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被接纳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全球金融资本市场早已被西方硬通货填满，过去美元一家独大，欧元后来居上。
尽管美欧的金融资本集团之间是对抗性的竞争关系，但美欧名义上属于战略伙伴，政治体制、话语体系的一致性，使得它们维持着斗而不破的局面，在长期的博弈中平分秋色。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结算货币中，美元和欧元两者份额接近，其他货币包括人民币在缓慢生长。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份额仍大大高于欧元，这对美国来说是巨大利好，因为美国可以长期维持国债的低价格，以此形成美国相对较低的资产价格和相对较低的利率，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低利率使得美元对外投资形成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
西方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因为西方大量增发货币，它制造的金融洪水已经淹没了整个世界，实体资产和资源性资产不能对应规模庞大的货币量，致使币值不断下降。
美国政府自奥巴马时期开始高调重返亚太，特朗普一上台就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他们针对的就是亚太地区的实体经济。这一时期形成了ASEAN Plus One（东盟+1），接着东盟+2、东盟+3，签订《清迈协定》，亚洲区逐步形成以实体经济的区域内贸易支撑货币整合的客观条件，一时亚元呼之欲出。如果亚元能真正推出，对于已经过度虚拟化的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来说将是一个巨大冲击，因此亚元最终没有问世。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中国自身的金融资本总量不断扩张，即债务信用和货币信用两大信用体系同步扩张，足以与金融资本大国形成总量上的对应关系时，中国与西方金融资本大国之间内生性的矛盾就发生改变了。
于是中国周边开始出现地缘关系的高度紧张，参与金融资本竞争的国家和集团在中国周边策动的局部冲突越来越复杂尖锐。特别是随着亚洲的区内贸易不断扩张，形成一个新的金融资本力量的时候，亚洲区内的地缘政治冲突甚至多次表现为对抗性冲突：日韩之间的竹岛之争，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中韩之间的苏岩礁之争，东北亚三个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家之间多次发生岛屿主权的争夺，几乎演化为剑拔弩张的准军事冲突。
南海冲突也随着中国跟东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不断被挑起，成为一个事实上可能随时爆发的冲突点。
美国不断地利用台海矛盾挑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关系。类似的海权战略的对抗性冲突在中国周边不断爆发，这都是金融资本的阶段性演变导致的。
我们对金融资本阶段的基本规律有了认识，自然就有能力推断如今中国遭遇到的迫在眉睫的战争环境何以产生。
涨姿势
广义货币（M2）是一个金融学概念，和狭义货币相对应，是货币供给的一种形式或口径。M2是指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加上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以及其他存款，它包括了一切可能成为现实购买力的货币形式，通常反映的是社会总需求变化和未来通胀的压力状态。
根据层次划分：
M0=流通中的现金，整个银行体系之外的企业、个人拥有的现金之和；
狭义货币（M1）=M0+企业活期存款；
广义货币（M2）=M1+准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另外还有M3=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
近年来，很多国家都把M2作为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目标。货币供给量应该如何匹配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争议的课题，也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古典的数量理论学派认为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货币供给的改变只会反映到物价上，而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正如弗里德曼所说，“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这个理论预测M2的增长率应该等于实际GDP的增长率加上通胀率。换言之，M2与名义GDP的增长应该同步，或者说M2对GDP的比率应该基本稳定。
由于受弗里德曼的影响，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曾把M2做为货币政策的调节目标。但是货币增长率与通胀并非一对一的关系，所以盯住货币供给不见得能控制好通胀。后来，这些国家都转而把利率做为直接的调节目标，这个政策转变背后的逻辑，就是货币供给与通胀的关系不够稳定，也不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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