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墨史纪
编辑 | 清墨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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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新罗之间的官方贸易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自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开始，经过中唐和新罗的频繁往来，到8世纪初，两国之间已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官方贸易关系。
关于8世纪上半叶中唐与新罗之间的官方贸易问题，过去学者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工作，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从政治制度和经济角度进行的，缺乏对该时期两国间贸易关系的整体分析。
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曾就两国间的官方贸易活动提出过一些不同看法。例如认为7世纪上半叶唐与新罗之间主要是以民间贸易为主；7世纪初新罗对唐“赏赐”活动也以官方贸易为主；甚至有学者认为，在8世纪上半叶唐与新罗之间不存在官方贸易。
这些看法虽然缺乏足够的历史资料支持，但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所获文物来看，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值得注意的信息。其一，7世纪上半叶新罗对唐“赏赐”活动主要以官方贸易为主，这与此前新罗对中国民间贸易和朝贡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以民间贸易为主有较大区别；其二，8世纪上半叶唐与新罗之间确实存在着官方贸易。
虽然不能排除在7世纪上半叶两国之间以民间贸易为主的情况发生，但这种贸易在8世纪上半叶仍占主导地位。可见，在7世纪下半叶唐与新罗之间不存在官方贸易问题，而在8世纪上半叶这种关系却开始出现了。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针对上述观点作一初步探讨。笔者认为，7世纪下半叶新罗对唐“赏赐”活动虽以民间贸易为主，但8世纪上半叶新罗对唐“赏赐”活动却是以官方贸易为主。
一、唐朝与新罗的朝贡关系
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官方贸易关系始于唐开元时期（713-741），《旧唐书》记载，“开元三年（715）新罗遣使贡方物，开元五年（717）新罗遣使进方物”。723-725、726年，新罗派使节前来朝贡。
在这一时期，新罗对唐朝的朝贡是以上贡为主的。《旧唐书》记载，在开元三年（715）三月，新罗派遣了使节向唐廷进贡：
遣使谢表曰：“窃臣新罗王，远道来朝，恭谨辞命。臣初奉使来时，本无殊异之心。未几而请为陛下所加赏，臣思陛下初与新罗结盟之义，当以其国命臣为使。且其所进贡物，臣备悉已多。自今以往，虽有赏赐、金帛、土产、名马、奇器及名妓之属者，皆已备陈。今臣所进贡物尚有未尽者，臣愿以献闻。”当时的唐朝也同意新罗向唐朝“贡献方物”。
开元六年（718）六月二十八日新罗使臣入朝之日，太宗皇帝遣官授其方物等物。
根据《旧唐书》记载的相关内容及新罗官员的相关记载可知，在开元六年（718）的新罗朝贡中，其主要贡物为方物、马匹、金帛和奇器等。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可以看出：
太宗皇帝诏赐方物等物。[4]640-642从《旧唐书》记载的相关内容来看：
新罗使者谢表曰：“臣奉使来朝十余年矣，自昔以来即已数蒙赏赐于陛下。
二、朝鲜半岛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李承宏在《古今注疏》卷3中引述《三国史记》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说：“自唐高祖起兵以来，与高丽有往来，至太宗即位，与高丽绝贡，又与新罗通好，今常通使。”他认为唐高宗以后，唐朝不再与新罗进行官方贸易，而新罗也不再与唐朝进行官方贸易，两者的贸易关系“已经结束”。
事实上，唐朝并没有完全终止与新罗的官方贸易关系。如《三国史记》卷5就有这样的记载：“（文宗）即位之初，新罗来贡不绝；到武宗即位之初，又来贡；至宣宗、宣惠、景范之际，又来贡……”可见这段时期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并未完全停止。
8世纪上半叶由于朝鲜半岛政局动荡而导致经济低迷甚至倒退的局面也是中朝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这一时期中朝之间的官方贸易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从总体上看并不理想。据《三国史记》卷6 《高句丽本纪》记载：“贞观初（8世纪中期），高句丽王无余请朝贡。太宗遣使以千金从其国中士庶及遗老遗少得中国物数千段以遗之。”
《资治通鉴》卷2载：“（贞观十一年）高句丽王无余请朝贡。太宗遣使以金帛致之。后数日，无余入见，太宗复遣使赐之帛及羊酒。无余以其国中多故，请于朝贡之外自贡其国中百姓及遗老遗少者。”
三。从朝鲜半岛输入中国的物品
从朝鲜半岛输入中国的物品有：“酒、香、珠、象、犀、蜜、犀角、玉、漆器、铜器”[1]718-719。“酒”是从朝鲜半岛输入中国的第一种物品。在《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唐纪八中，记录了一件事：
敬宗尝于东都内宴，酒阑，召诸王子及王族中子弟共饮，命御史言：“汝等有愿入京者，皆至阙下。”乃召李同轨于东都门巷口，并引诸王及王族子弟等三百余人，与之饮，令共歌《清商曲》。既而曰：“我与诸王及王族子弟，共饮于此，可乎？”皆曰：“可。”于是令群臣以酒进。高季辅曰：“臣与诸王及王族子弟共饮于此，何也？”对曰：“陛下自今已来，不问所取何物皆赐之；若复问所取何物都不赐者，臣当为陛下取之。”
高季辅曰：“朕在东都内宴时，君臣皆狎乐焉。今上与诸王及王族子弟共饮于此，臣当取者皆赐之，何有于物哉？”帝曰：“朕此意果如此，卿等其意也。”季辅谢曰：“臣愚浅，不知陛下圣意云何！”帝曰：“朕与诸王及王族子弟饮于此，何有于物哉！卿等但自取之耳。”于是赐群臣酒毕，命季辅等饮之。
季辅等皆大醉，帝亦醉。帝又曰：“朕今日与诸王及王族子弟饮于此，无物可赐，卿等自取之耳。”于是季辅等乃取酒器，得一大瓮。帝曰：“卿等皆醉，吾欲饮之耳。”遂命内侍持瓮来。高季辅取酒器一件，内盛酒一斗，乃拜谢而去。
四、中国的丝织品
中国的丝织品也是新罗所需物品之一，这一点从新罗与唐朝的贸易关系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如《新罗本纪》卷三十七记载：“开元中，（新罗）遣使献织文绮，（唐人）用其文，有九色文绮者。自此以后，新罗织文如旧。”
日本学者西村雄一在《新罗本纪》卷三十七的注释中也指出：“《新罗本纪》所记，有九色文绮的织品，是指织出了九色文绮的织品而言的。实际上这是指织品中有九色文绮而言。”
开元中，新罗遣使献织文绮九色文绮。”这里所谓“织出了九色文绮”是指织品中有九色文绮的织品；而所谓“织出了九色文绮”是指“一种色文绮”。由此可见《新罗本纪》所记载的“新罗”与唐之间的贸易关系中，织出了九色文绮的织品是指“一种色文绮的织品”。这种“一种色文绮”是指日本所需物品中的丝织品，而所谓“一种色文绮”则是指中国所需物品中的丝织品。
五、唐与新罗之间的货币流通
唐朝和新罗之间的货币流通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唐朝所发行的铜钱，新罗没有，也不可能有；二是新罗所使用的开元通宝，唐与新罗之间有；三是唐朝所发行的开元通宝在新罗也没有，但有唐开元通宝在新罗来购买。
开元通宝在新罗发行时间最长。从987年开始，开元通宝成为了新罗正币。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高宗曾下诏称“今岁新罗纳钱四十万贯”。而817年，唐使李义玄到新罗，则带了20万贯铜钱。
在新罗发行开元通宝的同时，也有唐朝商人到新罗“售买物品”：959年左右的一封书信中，有一个叫“陈国”的人在信中说：“今年夏四月以来，新罗遣使来取物，给买衣服、食物、药材等。”另一个人称“陈国”是“东国”人，他说：“今年夏四月以来，新罗来物甚多”。
但从记载来看，新罗的开元通宝并未与其他货币一起流通。
另外，《新唐书》卷一八一《崔仲方传》中记载有一个叫崔仲方的人，他在新罗和唐朝之间做生意，也说明了当时唐与新罗之间贸易情况：“今遣人至新罗，见仲方，言：‘今有中书令崔仲方自东来。’”
由此可知，在唐高宗时，崔仲方就到新罗去了。如果这个崔仲方是新罗商人，那么他和新罗来的官员有没有关系呢？当唐高宗大足二年（682年）三月，唐使张善果到新罗时，曾在高昌国置酒款待他。根据《新唐书·百官志》卷一九《张善果传》记载，当时“善果复请谒于王。因上表曰：‘臣在高丽日久，与贵国人民多有往来，愿为使者，求见贵国王。’”
《新唐书·百官志》卷一九《张善果传》）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唐与新罗之间贸易的情况。张善果到新罗时带来了一千贯铜钱和一些丝绸等物品。他带着的钱主要是向新罗“求见”时所用的。
唐高宗大足二年（682年）三月和七月两次到唐朝求见的。此外，在《新唐书》卷一六《张善果传》中记载了一件事：“张善果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时，有一人向其求见。上曰：‘此有何难？且以金一两为酬。’《新唐书·百官志》卷一六《张善果传》）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崔仲方是新罗商人，他到唐后并没有去见过唐高宗。
作者观点：
8世纪上半叶唐与新罗的官方贸易是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中日和亲”政策出台后进行的，当时新罗处于新罗王朝统治的前期，日本处于全盛时期，“中亚东来”成为当时东亚政治军事局势的焦点，中日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唐与新罗的官方贸易由民间私人贸易向官方贸易转变。虽然唐与新罗之间的官方贸易在8世纪上半叶不是很发达，但它在东亚地区间却起到了沟通唐与新罗之间联系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对两国间的政治军事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新罗本纪》（黄善夫著），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2页。
2.《三国史记》（陈鸿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
3.《新罗史料汇编》（吕凤德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8页。
4.《三国史记》（吕凤德等著）卷二“新罗本纪”至“新罗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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