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Łukasz Stanek 译/李丹
Łukasz Stanek是任教于曼彻斯特建筑学院的建筑史学者，《亨利·列斐伏尔论空间》（2011）和《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2020）的作者。本文基于最近出版的著作《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冷战中的东欧、西非和中东》。文章原刊于e-flux，经作者授权刊发中文版。
乌兰巴托Gaidan区的一栋居民楼，建于1978-1983年，作者摄于201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去殖民化和冷战重塑了全球的城市化进程。西欧帝国的解体为新独立的国家提供了西方以外的资源和专门知识。非洲和亚洲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向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经济现代化、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等各种项目的援助。
住房往往是新独立国家政府与社会主义国家签署的协议的核心，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家，如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以及推行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和中国。这种建筑动员的结果是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智利、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蒙古、尼日利亚、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越南、赞比亚和其他地方建造了新的住宅区。这些项目是与当地伙伴合作设计和建造的，利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资源，其中包括建筑师、设计院和承包商的工作，以及建筑材料和机器、包括混凝土预制板工厂在内的建筑材料工业、住宅楼的类型设计、社会设施的城市标准、城市和地区的总体规划、全国性的住房政策、教育课程，以及侧重于乡土结构及其不断变化的使用方式的研究项目。
全球北方的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进程，并倾向于将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解释为西欧与资本全球化之间的殖民遭遇的结果。[1]然而，我提出了二战后住房的另一种历史，一种以“全球社会主义”为中心的历史，或者说是“第二”和“第三”世界所实践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合作、团结和发展的各种愿景。这样的历史要求人们减少对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再现之争的关注——这是建筑史学家对冷战时期住房问题的主导性描述——而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流动性的政治经济。
尽管这种政治经济在整个冷战过程中不断演变，但其定义始终是一种介于礼物赠与和商业交换之间的模糊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包括以优惠条件提供的信贷和易货（barter，以物易物）贸易原则，都传达了这种模糊性。信贷、易货协议和其他金融工具不仅影响了国家社会主义建筑的全球轨迹，而且影响了它的生产方式，它的物质性、技术和程序。国家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政治经济也塑造了东欧派往全球南方的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经理和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及他们与非洲和亚洲决策者和专业人士合作的条件。由此产生的建筑、基础设施、工业厂房和规章制度往往继续决定着当今全球南方的城市化进程。
古巴圣地亚哥的何塞·马蒂住宅区，建于1964-1967年。照片由Erica Morawski提供，2013年。
社会主义发展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向中国、蒙古国和朝鲜提供技术援助，并招募其卫星国，包括东德和波兰来完成这项任务。这反映在中亚和东亚地区住宅区的设计和建设，这些住宅区往往传达了对其居民“民族传统”的阐释——这个概念在斯大林主义的伪装之后继续赋予了苏联建筑活力。然而，只有在赫鲁晓夫的与西方共存的新政策下——既“和平”又“竞争”——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才将这些出口扩大到非洲和亚洲的新独立和去殖民化国家，以挑战西欧和美国这些前殖民大国。[2]
这些交流中对住房的强调反映了全球南方许多政府的优先事项。殖民时期热带花园中的平房与原住居民破旧的非正式住房之间的对比，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城市中是一个熟悉的景观，许多第一代后殖民时期领导人把去除这种对比视为独立的基本承诺和义务。更为实际的是，需要为不断增长的国家行政机构、军队和警察提供住房，新政权依赖他们的忠诚。住房建设往往是发展建筑业和建筑材料业以及整个工业现代化的努力的一部分。大多数领导人和决策者认为，快速工业化对于从前殖民中获得政治和经济独立以及创造收入（以资助平等的福利分配方案）是必不可少的。
苏联人把他们的住房产业作为一种超越殖民时期的激进的转变的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决裂后，他们进一步把这种模式与中国新兴的援助计划进行对比，后者假定的是渐进式的变革。在土地和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苏联住房产业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进行了重组，向位于小区（mikroraiony，中国1957年引入的“小区”概念）内的苏联公民提供紧凑、经济的公寓，并配备了嵌套的社会设施系统。这些结构是通过“房屋建筑工厂”生产的大型预制板来建造的，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苏联境内建造了200多座。当时，苏联人宣布，在之前的五年中，他们将五千万人安置到了现代公寓中。[3]这些公寓建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适应了苏联各共和国的各种气候，从亚北极地区的永久冻土到炎热干燥的中亚。
这些经验在赫鲁晓夫在非洲和亚洲去殖民化国家的宣传运动中得到了突出的展示，并支持了苏联对全球住房建设专业知识的主张。苏联转让这种专门知识基于以下三个原则。[4]首先，住房生产要融入“建筑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就是一个由建筑和建材工业、国家建筑企业、中央规划机构、研究中心和大学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系统。因此，赫鲁晓夫时期在阿富汗、蒙古国、加纳和古巴签署的技术援助协议，其核心是设计和建造大型混凝预制板工厂，作为这种综合建筑业的中心节点。
第二，苏联的类型和技术将动态地适应当地的条件，特别是气候和地质条件，但也要适应“民族”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习俗和不断变化的模式。苏联中亚各共和国的住房工业被作为这种调整的典范先例进行了展示。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团参观了塔什干（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住宅区，并研究了它们如何不仅适应该地区的气候和地震参数，而且适应苏联从“殖民”沙皇压迫下“解放”的乌兹别克人的习俗和“民族传统”。[5]在中亚以外的地区，苏联建筑师和工程师对预制系统的技术细节、公寓计划和街区布局进行了调整，以适应加勒比海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热带气候，就像适应中亚的寒冷冬季一样。这些修改也考虑到了当地的技术和生活方式。例如，20世纪50年代蒙古国的苏联住房在引进集中供暖之前允许使用固体燃料铸铁炉，后来的布局提供了一个阳台，用于在冬季冷冻肉类供应。诸如此类的设计修改往往是在当地行政人员和建筑师的明确要求下进行的。
与西方认为非洲和亚洲政府是苏联的“代理人”或“棋子”不同，与当地干部合作是苏联建筑机动性的第三个原则。苏联人坚持合作，既是为了区别于西欧殖民主义者，也是为了争取当地同行的资源和承诺。例如，经过苏联在蒙古国几十年的技术援助，乌兰巴托的住宅区不仅展示了日益复杂的苏联预制系统——这些预制系统允许不断上升的高度、灵活性和可变性——而且也证明了外蒙古建筑师对设计和施工过程的每个阶段的接管程度越来越高。
加纳首都阿克拉的“住宅区人民艺术俱乐部”，1962年。Giprogor（苏联）。来自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萨马拉）。首次发表于作者的著作《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
礼物、信贷、以物易物
全球冷战在许多战线上进行，统计数字是其中之一。1965年加纳《图文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一篇文章声称：“例如，苏联不仅在建造公寓的总数上超过了美利坚合众国，而且在人均住宅建设上也超过了美国”。[6]这一统计数字是有意义的，当时加纳在夸梅·恩克鲁玛社会主义政府的领导下，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支持下，开始了住房建设的重大项目。对加纳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数字是2.5%：苏联通常向全球南方新独立国家提供的信贷利率。直到冷战结束前，苏联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廉价、长期的信贷是苏联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一个明显特征。[7]这种利率低于苏联的投资回报率，也低于西方金融机构提供的利率。例如，在苏联给予加纳2.5%的贷款时，总部设在伦敦的银行向加纳提供了6%的商业信贷。[8]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信贷呼应了礼物赠予的动态——赫鲁晓夫在全球南方的外交攻势的最明显表现。象征着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异，作为礼物的建筑——如1960年代初苏联向马里政府捐赠的巴马科学生宿舍——暗示着建筑的商品形式被暂时否定，而互惠关系比商业关系更强。[9]
苏联的技术援助协定，包括自1960年以来与加纳签署的协定，在商业交换和礼品经济之间的位置很模糊。与加纳签订的协议规定，将向阿克拉提供一个苏联的大型预制板工厂。此外，苏联建筑师还设计了两座小区，由加纳国家承包商根据该厂生产的房间大小的预制板建造。苏联设计师和顾问在项目中的工作由苏联信贷支付报酬，而苏联的机械和建筑材料（如水泥和铁棒）则由加纳农产品（特别是加纳的主要出口商品可可豆）交换而来。
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易货协定成为非洲和亚洲国家与苏联、东德、保加利亚、波兰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它们将二战结束以来经互会（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组织）成员国之间实行的易货经济扩大到“第三世界”。易货安排的目的是向新独立国家的地方工业提供工业和社会发展所需的货物和服务，同时将经济交流的方向从前殖民主义大都市转向其他地方。这些安排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吸引力，因为这些国家大多缺乏（西方的）可兑换货币。此外，农产品长期合同的价格往往高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使农业生产者能够避免这些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除了经济上的好处外，与苏联的协议还有助于恩克鲁玛重建加纳社会的方案。这些公寓楼开创了平等主义福利分配的先例。根据加纳建筑师的指示重新规划，布局适应了西非的习俗，如户外烹饪的可能性，但没有像殖民时代那样，将加纳的特定种族群体本质化。住宅区的计划传达了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愿景。人民艺术俱乐部等设施为集体教育和休闲提供了场所，而托儿所、幼儿园、洗衣店和食堂则减轻了妇女的家务劳动，从而提升了她们的职业前景。[10]同时，预制板厂的建立也是加纳建筑业和建筑材料业在国家主导的集中规划框架内进行重组的设想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街区是催化剂，旨在引发加纳经济向苏联模式的根本转变。这也指向了被人类学家描述为“整体社会事实”的礼物赠与动态，同时也是法律、经济、宗教和美学的动态。[11]
利比亚的住房项目，1980年代。Romproiect（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国家档案馆，布加勒斯特。
建筑与石油的以物易物
在阿克拉的预制板工厂建成后，1966年推翻恩克鲁玛的政变打断了小区的建设。这一事件表明，赫鲁晓夫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存在风险，尽管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很少为莫斯科带来持续的政治影响或经济利益。在勃列日涅夫政府时期，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继续支持包括蒙古国、越南和古巴在内的欠发达的经互会成员国的住房产业，只是偶尔进行礼物外交，比如在萨尔瓦多·阿连德短暂的总统任期内向智利赠送了大型预制板厂。[12]然而，尽管苏联的技术援助总体上调整了方向，使之转向为苏联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如获得原材料，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流动性的政治经济仍然模糊不清地处于礼物赠送和商业交换之间。
这种模糊性通过东欧、中东和北非之间的易货合同得以延续，1973年的石油禁运之后，这种模糊性进一步加剧。阿拉伯国家政府将石油销售的利润存入西方银行，借给需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和资助消费社会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当它们的工业飞跃未能实现时，包括东德、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现自己正挣扎在巨额的外币债务中。[13]因此，他们扩大了与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产油国的贸易，其中包括用设计和建造房屋来交换原油。在这种“石油易货”协议过程中获得的石油被用来满足社会主义国家渴望能源的经济体迅速增长的需求。石油还被卖给西方国家，为偿还债务提供补充收入。
罗马尼亚设计院和建筑公司的工作证明了石油易货对整个中东和北非住宅区的材料、技术、设计和方案的影响。在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直接指示下，这些公司扩大了在北非和中东的出口活动。原油被换成了长长的一系列建筑，包括由罗马尼亚工人建造的住宅区，这些工人使用从罗马尼亚运来的或在现场生产的技术、机械和建筑材料。罗马尼亚公司根据特定国家的气候条件、当地标准、技术、习俗和预算提供不同的住房布局。根据诸如《出口住房建筑目录》（1984年）中所列的类型设计，这些建筑在交付时往往配备了厨房和浴室，有时还配备了全套家具，包括电视机、炉灶和水槽。[14]这种综合规划从单个建筑扩展到整个街区，罗马尼亚的目录中包括了旅馆、超市、餐馆、幼儿园、学校和体育设施的规划。当地方专员要求罗马尼亚公司按照第三方的蓝图建造住房时，罗马尼亚建筑师就重新绘制蓝图，以便可以利用罗马尼亚的机械、材料、设备、装修和劳动力来建造。
在伊拉克的工业城镇和农村住区，以及为巴格达、摩苏尔、巴士拉和该国其他城市提供的住房项目中，可以看到这种做法的后果。罗马尼亚公司在地中海周边建造的最大的项目是位于的黎波里（利比亚首都）机场路的住宅区，以及赛达（阿尔及利亚城市）的三个住宅区。后者于1987年完工，同时建造了绿地和道路、供水、排污、电话、电力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及街道和停车位（有路灯）、游乐场和体育设施。[15]参与其中的罗马尼亚公司利用了石油交易系统，更普遍地利用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与由西欧和北美主导的新兴全球设计和建筑服务市场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委托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利用”包括剥削本国的民众。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师出于经济利益、职业抱负和旅行机会而热衷于出国工作不同的是，今天接受采访时，罗马尼亚建筑师经常回忆说，他们拒绝去北非建筑工地，因为在那里，他们被安置在远离城市的营地里几个月，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在伊拉克总体住房方案框架内实施的住房项目，1976-1980年。克拉科夫Miastoprojekt。私人档案，克拉科夫（波兰）。
弱的行动者
对社会主义设计院和承包商在石油易货体系内交付的住房项目进行定位，揭示出一个超越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地理格局。它们的一些主要目的地，包括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哈菲兹·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和布梅迪内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名义上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由社会主义政党统治的国家。但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守住了相对于苏联的独立性，有时更倾向于与东欧小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对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同情的非洲和亚洲政府也邀请了来自苏联卫星国的企业和个人，包括尼日利亚和中东的君主国，特别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政府没有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是通过委托东欧的建筑师和公司，来抵消西方公司的主导地位，鼓励外国企业在其市场上的竞争，加快其建筑业的发展，缓解合格劳动力的短缺。
Henryk Roller和他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城市规划办公室的叙利亚合作者。1969年至1977年Roller 受雇于该办公室。私人档案，华沙。
随着地域和动机的变化，住房委员会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匈牙利建筑师Charles Polónyi的发展轨迹在这方面很有启发意义。Polónyi的第一个国外任务是在夸梅·恩克鲁玛领导的加纳。然而，与从莫斯科寄来蓝图的前苏联设计人员相比，Polónyi是受雇于加纳设计院、承包商、部委和大学的一大批保加利亚、波兰和南斯拉夫建筑师中的一员。在加纳期间，他设计了一系列的住房项目，从新精英的个人平房到阿克拉市中心的住宅区，以及农村重新安置项目。在之后被派往尼日利亚期间，他推进了这项工作。例如，在卡拉巴尔（尼日利亚城市），他的团队根据从农村到城市的动态连续体的条件，规划了一个不同的定居系统。在这一计划中，住房不仅被设计为提供福利的手段，而且还被设计为刺激建筑业的手段，以及培训和就业的机会。
Flagstaff House住房项目，阿克拉，1964年。加纳国家建筑公司，Vic Adegbite（总建筑师），Charles Polónyi（项目建筑师）。照片由作者摄于2012年，首次发表在《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
这种设计方法反映了Polónyi早期在匈牙利农村的经验，以及一战前哈布斯堡君主国领土上关于农村不发达问题的辩论。[16]东欧较长的农村规划传统，以及该地区更普遍的建筑文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师在全球南方的工作中提供了参考和先例。例如，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在尼日利亚借鉴了他们早期的“过渡性住房”（transitory housing）经验，使农村人口适应城市条件。反过来，波兰和伊拉克建筑师在1970年代末实施的全国性的伊拉克总体住房方案，借鉴了对伊拉克各地区乡土建筑的调查，包括示范村的设计。[17]与苏联提倡的工业化预制不同，波兰-伊拉克团队预见了轻型、小规模的预制系统，这种系统不需要使用重型机械。
卡拉巴尔，低层高密度住房模型，1969年。公共建筑设计研究所（KÖZTI，匈牙利）。私人档案，布达佩斯。
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城市和农村之间生活条件的平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对Polónyi和其他人来说，农村发展问题指向了这两个世界之间更广泛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源于漫长的19世纪，包括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对东欧的占领；资本主义核心的经济剥削；以及西欧对其文化的贬低。对这些共性的思考，激励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师重新审视他们的规划工具、表现手段和设计理念，这些工具和理念是为了应对东欧人与非洲和亚洲殖民地人民共同面临的历史挑战而引入东欧的。
这些经验的可移植性是有限的，主要是由于东欧本身的殖民历史的模糊性。例如，波兰建筑师和学者Zbigniew Dmochowski利用战前波兰的调查技术研究了尼日利亚的乡土建筑文化，以便为“尼日利亚现代建筑学派”开辟道路。[18]虽然这项工作提到了世纪之交关于东欧被外国帝国“殖民化”后“国家房屋”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的辩论，但也让Dmochowski面对波兰殖民经历的模糊性。后者不仅包括旨在为德国殖民者扫清东欧的纳粹种族屠杀，还包括波兰自己在战争间歇期对本国东部领土的“内部殖民”。
东欧村庄的教训和关于“国家房屋”的辩论帮助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师证实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对于独立后的全球南方的相关性、价值和适用性。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当地的精英们往往在殖民主义大都市接受教育，他们对西方冷战宣传贬低东欧专业技术的做法有共鸣，对后者也持怀疑态度。[19]然而东欧人弱小的议价地位不仅源于意识形态的变幻莫测，也源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政治经济现实。迫于压力履行强制性的“可兑换货币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以及受雇于当地规划机构的个体建筑师，都有这种弱点，对他们来说，如果被解雇，就会抑制职业前景，并被剥夺国外合同带来的机会。弱小的议价能力，以及非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者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他们在地方行政人员、规划人员和决策者的发展路线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它们对全球南方不同地方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往往远远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强大中心的影响。
Sabah al-Salem居民区C地块(科威特)，1977-82年；Shiber Consult and INCO, Andrzej Bohdanowz, Wojciech Jarząbek, Krzysztof Wiśniowski（设计建筑师）。照片由作者摄于2014年，首次发表在《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
全球纠葛
到冷战结束时，来自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承包商、设计院和个人建筑师的委托遍布各处，从波兰建筑师在科威特和伊拉克交付的低收入住宅区，到在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设计的阿布扎比和迪拜的豪华别墅，到为也门和莫桑比克提供的东德式设计，还有南斯拉夫为安哥拉提供的预制住房系统建议，利比亚沙漠城市的罗马尼亚住宅区，突尼斯的保加利亚旅游开发，以及阿尔及利亚的匈牙利街区。这种生产与东欧自身的城市化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包括建筑公司因出口义务而捉襟见肘勉强建造的无差别住宅区，以及新的独栋房屋社区。到20世纪70年代，这类社区在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菲亚等地的郊区兴起，为党的官员和医生，以及从“出口合同”归来的建筑师、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提供住所。这些街区既是从国外带来的硬通货的证明，也是其他流动的证明，后者包括新的技术、愿望和日常生活模式。因此，东欧和全球南部这些看似不同的城市化进程的纠葛，不能归结为“西方化”或“美国化”的叙事。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胜利主义随之而来，这种叙事成为主导。
《安哥拉住房》，1979年。住房中心（塞尔维亚测试材料研究所），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
这些历史性交流的后果持续影响着当今全球南方许多地方的城市化进程。除了来自非洲、亚洲和东欧的个人和公司之间正在进行的合作外，大量的住宅区和社会设施仍有人居住。其中一些已经被翻新和扩建，而另一些则遭受忽视和停止投资（disinvestment）。全球社会主义建筑运动的遗留问题还包括总体规划和建筑立法，这些规划和立法规范了住房小区的规划，从地块大小、密度比例到社会基础设施的集聚区和半径。特别相关的是建筑材料工业，如苏联大型预制板厂。一些工厂，其中包括阿克拉的工厂，经过整修后被改造为生产小规模的混凝土构件，而另一些工厂则被赋予新的生命。例如乌兰巴托的房屋工厂，最初是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在闲置了25年多之后，最近配备了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制造商的机器，并即将启动改进了技术参数的预制板生产。既使用了现有基础设施和技能，同时也解决了潜在客户对苏联工厂生产的技术犹豫不决的问题，其现有员工每天都在重新阐释着全球社会主义的遗产。
参考文献：
1. Aihwa Ong《世界化城市或成为全球的艺术》
2. Odd Arne Westad《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预与我们时代的建立》
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建筑技术专家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考察报告，1963年7月3日至31日》
4. 更多讨论参见Nikolay Erofeev和Łukasz Stanek接下来的《经互会的建筑流动性：社会主义外蒙古的融合、适应与合作》
5. Paul Stronski《塔什干：打造一个苏联城市：1930-1966年》
6. 《图文日报》（阿克拉），1965年11月6日
7. Leon Zalmanovich Zevin《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新趋势》
8. 《图文日报》（阿克拉），1962年3月5日
9.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萨马拉） Nikolai Ssorin-Chaikov《论异时性：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1949年》
10.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萨马拉）
11. 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12. Andrés Brignardello Valdivia《社会历史和对智利苏维埃工厂的记忆》
13. Stephen Kotkin《债务之吻：借钱的东欧集团》
14. Romproiect（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国家档案馆
15. Romproiect（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国家档案馆
16. Charles Polónyi《一个在边缘的建筑师-规划师：Charles Polónyi的回顾日记》
17. 《伊拉克总体住房方案》，1976-80年，私人档案（波兰克拉科夫）
18. Zbigniew Dmochowski《尼日利亚传统建筑概论》
19. Carl E. Pletsch《三个世界或社会科学劳动分工：约1950年至1975年》
责任编辑：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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